魯冰花的生命風華──閱讀鍾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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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台灣新文學初發之際,誕生了鍾肇政,有如某種歷史徵候。

在台灣文壇,鍾肇政是一種母性的存在,他以柔韌的生命能量,安靜、沉默、蟄伏、堅定前行,在最荒寒最荒謬的時代,為台灣匍匐出一張豐美的文學地圖。

初識鍾老師,他剛入壯年,我以童少的眼睛,尾隨至今,最愛看他燦爛的笑容,溫暖,而且散發童真,歷久不老。總覺得鍾肇政的生命姿態,一如他的小說,魯冰花,路邊花,性喜陽光,匍匐茶山,安靜低調,以肉身豐饒茶樹。身為一個跨世代、跨語言的台灣作家,鍾肇政的苦悶、壓抑、謙誠、理想、堅持,他的光與影,在我看來,都是一種美學的實踐。

被迫禁錮,又面臨斷裂,必須不斷穿透夾縫,跨渡邊界,這是他們這個世代的宿命。鍾肇政生於日治中後期,殖民統治工事已經穩固,台灣新文化運動熾烈燃燒。希望看似綻放,卻迅然寂滅,他剛跨入少年,皇民化運動開始,戰火漫延,台灣青年鍾肇政,躲進書本,埋身文字迷宮,藉以療癒無論是青春的憂鬱或者是「次等人」的辱痛。

寒苦的靈魂還來不及煨暖,青年鍾肇政又被推入極地。日治末期,戰火正熾,日本敗相畢露,鍾肇政卻逃不過被徵兵的命運。日本敗降前,他被徵調為學徒兵,駐紮在台灣西岸中部的臨海小鎮,大甲,雖然未曾親歷戰區的槍林彈雨,肉身卻仍被戰火焚燒,熱帶瘧疾奪去他的聽力。

1945年,戰爭結束,他又被拋入新的荒野。「祖國」來了,台灣人歷經短暫歡喜,迅即幻滅。他考進台大中文系,但聽力微弱的耳膜無法收納教授濃重的鄉音,只好放棄,回返母鄉,在龍潭國小任教。

我一直都在想,那究竟是什麼樣的時代,他們彷彿走進但丁的《神曲》,在人生的半途醒來,發現自己處身鬱黑森林,而前方路徑已然斷絕。那樣的時代,所有光亮都被黑暗吞噬,而後黑暗又自我吞噬、自體增殖,成為龐然怪獸。

怪獸新政權強勢進行語言置換,鍾肇政先是被剝奪了舌頭的自由,然後,白色恐怖暗雲罩頂,島嶼全面噤聲,思想的自由也被囚禁。那樣的時代,那樣必須暗夜行路的跨世代作家,蹲伏過戰前戰後最荒寒的極地,跨渡政權,跨越語言,辯證認同,為了尋找自己的道路,文學,成為他唯一的渡口。

鍾肇政自少年時期與文字結緣,一生都與文學共舞,無論喜苦。幼年是個小說迷,師範學校時在世界文學的地圖裡歡喜行走,戰爭末期駐防大甲,抄寫文學,讓靈魂爬格子,以此安撫自身。

五0年代,初婚的鍾肇政苦於經濟,但寫作的熱切,與現實愁苦等量齊重。他一邊當國小老師,一邊學習新文字,為了重新說故事。說故事並不是目的本身,作家不得不說故事的慾望,是因為故事附身於他,是因為時代的暗鬱附身於他,是因為受苦的靈魂附身於他。

筆既然已經拿起了,就無法放下,由於總是浮沉於沒有發表舞台的苦境,書寫本身就回歸到一種素樸的勞動、一種美學實踐、一種自我救贖。在那個被迫窒悶憋氣不可言語的時代,威權體制全景敞視,連你的呼吸吞吐、腸胃蠕動的節奏,他們都瞭若指掌。鍾肇政和他的同時代作家,鑽進文學的腸道,閱讀、書寫,換氣和呼吸,在虛擬時空中,嘔吐排泄,清理現實穢物。他們那以時代嘔吐物所沃腴的文學花園,奇異地芳美。

鍾肇政的寫作字數,至今已逾千萬。他的作品,總是伏居或躁動著自己的靈魂,每一部都是自己的故事,卻又都不是,更像是島嶼的一則寓言。1961年開始創作的「濁流三部曲」(《濁流》、《江山萬里》、《流雲》),以自己為模本塑造的主角陸志龍,經歷日治末期的戰火浮生,以及戰後初期的祖國迷夢與認同困惑。「台灣人三部曲」(《沉淪》、《滄溟行》、《插天山之歌》)中的歷史敘事,更以家族史的視角,拉長時間縱深,擴延島嶼的記憶圖景。至於《插天山之歌》中的陸志驤,在整部小說中,從頭到尾不斷奔逃,逃向愛情母體,逃向台灣的心臟,則是另一則土地寓言。

鍾肇政、陸志龍、陸維樑、陸志驤,以及他們同時代的青年,必須奮力穿渡夾縫,跨越邊界,才能寫成自己的生命地圖。鍾肇政的小說,因而都是從自己的生命史衍繹而成,與其說這些小說是作家的功業,不如說是他的自畫面,以此返身自視,尋找自身與時代的接合點與撞擊點。

鍾肇政的文學勞動當然不僅止於創作。1964年,吳濁流催生《台灣文藝》,鍾肇政協助編輯,從此揹負在身,直到1982年才卸下職務。《台灣文藝》是台灣文學史上重要的文學媒體,育成眾多重量級作家,卻從不曾「主流」過,總是慘澹經營。鍾肇政卸任前的1980年6月第67期,因財物危機,發起「紙上義賣」,自嘲《台灣文藝》有三最:最貧窮、訂戶最少(僅300戶)、銷售最少(僅500份)。鍾肇政在任時,不僅忙於編務,更到處奔走,籌措款項,維持雜誌,卸職後,那些賣不出去的各期《台灣文藝》,堆放在他家客廳,彷彿被棄置、不曾被眉批註記的時代圖卷。

在那個什麼都沒有的時代,文人的情誼深摯溫熱。1957年4月,鍾肇政發起《文友通訊》,鋼板油印,每月一期,文友品評,同溫共暖。到1958年9月為止,共發刊16期,鍾肇政與陳火泉、鍾理和等跨世代作家,透過文學,在現實世界的邊緣,整建了他們自己的星球。

其中,鍾肇政與鍾理和的情誼,更令人動容。鍾理和長鍾肇政10歲,他們書信往返,文學相交,卻一直無緣相見。《文友通訊》印發期間,文友只聚會一次,停刊後兩次,處身地遠又貧病纏身的鍾理和,都未能前往赴會。《文友通訊》結束前,在給未曾謀面的鍾肇政的書信中,鍾理和坦真傾訴他靈魂的苦悶:「我的生活中嗅不出一點文藝的氣息:它是平凡、庸俗、瑣碎,充滿了憂愁、艱難、疾病和苦悶。……說來你也許不會相信,我不但沒有工作房──書房,也沒有寫字檯。我寫東西幾乎是打游擊的。紙,一枝鋼筆,一塊六寸寬一尺長的木板,這是我全部的工具;外加一隻藤椅,一堆樹蔭。我就這樣寫了我那些長短篇和《笠山農場》。」

1960年,鍾理和喀血而死。兩人從未見面,卻是生命之交,當鍾肇政終於千里迢迢從龍潭來到美濃,好友已成故人。

鍾肇政與葉石濤,南鍾北葉,更是有如鏡影,相互映照。兩人同年出生,都受困於生活,有深刻共感,總是互吐苦水,彼此勉勵。葉石濤認為,他與鍾肇政,就如月亮的光與影,他自己總被暗影覆沒,而鍾肇政則在光亮處召喚他,他那始終「孜孜不倦、埋頭奮寫的身影」,恍如自己的另一個側身。

說他們是文友,又不僅如此。他們互為鏡影,又互為側身,甚至互為魯冰花,彼此沃腴,互成時代文本的上下文。鍾理和直到生命終了,還伏桌振筆,血染稿紙,葉石濤不斷怨嘆作家如遭天譴,卻不曾停止寫作,鍾肇政亦如是。他們被迫走進《神曲》黑林,肉身為炬,自體照明,終而走出《神曲》,自成正文。

台灣文學史眾聲喧嘩,更是意識形態爭奪的場域,但無論文學史要將鍾肇政視為正文、引文或註腳,對他而言,書寫,就是意義本身,文學勞動,就是生命的美學實踐。

 

(本文今天同步刊登於自由時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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