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書介】永遠在路上:序《流亡日日:一段成為西藏人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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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流亡日日:一段成為西藏人的旅程》
作者:鄧湘漪
出版社:游擊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11月9日

 

本書所敘說的,是關於一個流亡者,如何流亡到另一個流亡地,遭遇、聆聽、書寫另一群流亡者的故事。移動、跨界、混雜;流亡、生存、反抗,是這本書的幾個關鍵詞。

書題為《流亡日日:一段成為西藏人的旅程》,拋出幾個重要訊息。「日日」,彰顯流亡者「永遠在路上」的移動姿態,這既是一個時間延宕的概念(民族誌的蹲點,長期的旅程),也是空間轉遞的概念(非僅一處的跋涉,多元的田野);而「成為西藏人」,指涉了研究者(移動主體)向研究對象(流亡主體)靠近、指認與認同的動態過程;至於「一段旅程」,則呈現出「成為西藏人」是在一個特定時空脈絡底下進行,並非固態的、穩定的認同屬性,而是一種生命實踐狀態。

這樣的書名,以及這本書的書寫形式,都彰顯出《流亡日日》做為一部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具有「多重跨界」的性格;它介於學術論述、田野筆記、旅行散文之間,介於理性與感性、自我與他者、個體與集體、台灣人與西藏人、研究者與報導人之間。

這本書所敘寫的,既是印度流亡藏人的生存處境,也是作者自身擺盪於各種邊界的多重流亡歷程。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每一個研究主題,都既關涉研究對象,也關涉研究者本身;一個研究者之所以選擇某個研究主題,經常是在回應他自己的生命課題,甚或是生命難題。以一個難題,暴露、回應、拆解另一個難題,既是學術研究的策略,也是生命主體的自我展演,更是研究/被研究主體之間互涉互文的見證。

所以,書中最鮮明的主題,是作者本身的生命難題。首先是「知識流亡」,因為學術專業的多重跨界,作者無法(不願)穩固地定義自己在知識系譜上的位址;然而,也正因此,她得以不拘泥於某種知識系譜的框架,而能維持「在路上」的能動狀態。

不過,知識地圖的廣度幅員,並不是作者「跨界流亡」的主因;也就是說,《流亡日日》中的作者,選擇以「流亡」做為一種生存姿態,並不是因為她喜歡在知識地圖中跨界旅行、歡愉自在,而是緣自她自己的生命難題。

這種選擇,既指向主體歡愉的跨界性,也指向主體糾結的混雜性,讓這本書具備自省、自我反思的文本性格。作者不僅在知識系譜上沒有確定位址,身為一個具有台灣意識的「連字號」(hyphen),身上混雜著芋頭和蕃薯的血脈,在島內複雜的家族、國族認同光譜中,同樣找(不)到安居地,以致她必須維持一種不斷在尋找的、永遠「在路上」的能動狀態。

從位移失所,到流亡上路,這便是作者為何界定自己的知識移動是「流亡」,而非「旅行」的原因。旅行者的移動,主體愉悅,無處不去,而流亡者的移動,主體艱困,無處為家;旅行者的旅程,四面都是風景,而流亡者,既要不斷在邊界迂迴躊躇,又必須堅定生存意志與生命能量。同樣是以「不確定」來確認主體的自由,前者是自在的,後者是抵抗的。

因而,這本書最動人的地方,正是作者的自我揭露、自我曝現,甚至是某種程度的自我告白。她揭露了一個人類學研究者自身的理想、幻滅、焦慮、困倦、疑惑、失落、感動,也同時展演了研究者和她的田野的各種依存關係;有時她是個旁觀者、記錄者,有時,她以一個(台灣)人類學者的身體與感官,涉入田野,深深沾染了現場的氣味。

這屬於「印度流亡藏人」的流亡之地,卻也同時是他們的生活現場,因此,這裡的「現場氣味」,本身就混雜著各種複雜的味道。而這名台灣的人類學者,上路流亡,她的身體感官,涉入流亡者/移居者的生活現場,參與他者日常生活,主體與他者貼近對話,感知著他們的負傷與痛楚,體認了他們徘徊於多重邊界,回不了家,卻又難以安居的生存處境。

於是,這本書另一個動人的主要內容,便是作者所再現的流亡藏人的生存難題。《流亡日日》裡,流亡藏人選擇以兩種「肉身行動」進行抵抗;其一是逃亡,從地理空間與精神壓迫中逃離,追求自由與安頓;其二是自焚,以個體的、肉身的死亡,尋求集體的、精神的重生可能。

書中關於逃亡與自焚的書寫,令人動容,既寫出逃亡者與自焚者所面臨的生存難題,也寫出兩者所內蘊的反抗能量。以逃亡而言,如果在故鄉的「安居」,是強權壓迫的緊箍咒,那麼,「流亡」就成為另類的自由;如果在異鄉的「安居」,逐漸讓主體異化、失落本心,那麼,維持「流亡難民」的生存姿態,就成為主體自我安頓的策略。

然而,抵抗與壓迫,總是共時並存,而流亡,也總是一種不確定狀態。做為一名流亡藏人,當他以「逃」進行抵抗時,無家可歸與精神異化兩種結局,就隨時都在等候著他。一方面,回不去/成為(移居地)難民,是以離散抵抗殖民者的收編,而不回去/成為(移居地)公民,則是為了脫出「中國人」的國族編碼;另一方面,成為難民,標誌著無家可歸,成為公民,則揭露了主體的異化。當主體被孤寂邊緣的流亡情境打敗,當新的公民身分抹除了流亡者的能動性,流亡藏人主體就可能消亡。這就是流亡者最大的生存難題。

確實,移動並不代表苦難的終結,困局之外還有困局,然而,身體一旦啟程,主體也有了脫困的縫隙。

相較於流亡者將自己拋入一種「不確定」的存在姿態,逆寫中國統治者以國族大敘事所進行的暴力收編,自焚則是另一種抵抗。它反過來,以被中國政府貼上「暴力」的身體話語,反證了中國政府的暴力體質,展現了個別主體/集體藏人的抵抗實踐。

書中以頗長的篇幅,描述藏人為自焚者送行的儀式。通過儀式,通過宗教語境的演繹,自焚者成為藏人苦難的載體,召喚了藏人受苦的集體性,開啟了關於「苦難」的敘說空間:「在這個敘說空間中,不但直接指認自焚者,也間接描述了西藏族群。」

個體的肉身行動,指認了集體的受苦經驗,也指引了集體救贖的未來可能,所以,祈禱之夜,光色透亮:「自焚藏人蔣佩以西過世後的祈禱夜晚,滿城燭光照亮靜默的暗夜,夜空並非純然的黑,而是帶著彩度的深藍,彷彿人生前景看似昏暗卻混著湛藍色的盼望。」

《流亡日日》中,作者對於印度流亡藏人的生存處境與抵抗形式的摹寫,反映了她自身對於文化身分認同的躊躇探索。研究者與她的研究對象,彼此牽涉,相互指認,既是自我的流放與安頓,也是自我實踐、自我救贖的一段動態旅程。

無論是印度流亡藏人,抑或是台灣人類學者,他們的「日日流亡」,都是在生命難題中,試圖面對並拆解難題;在日常生活中,面對非日常性的歷史、文化與政治命題;在黑暗宇宙中,尋求一線脫困與安頓的間隙。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