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內外】兩種「本土」想像交錯下的電影《原鄉人》

觀看佳作《台灣男子葉石濤》時，注意到有些資料可能來自雜文，觀影後旋即找來《葉石濤全集》隨筆卷來翻閱。其中，雖多是雜文、書信往來等，但一些文化事件、文壇交遊等的蛛絲馬跡，卻盡在其中，豐富程度不輸葉石濤的經典小說。

在葉石濤與鍾肇政的書信往來當中，提到鍾理和紀念館的籌建乃至李行將鍾理和的故事拍成電影《原鄉人》（1980）等訊息。這段訊息，也讓筆者想起一段電影史的未解之迷——李行導演名作不少，中影時期的健康寫實主義作品是重要代表作。但他與台灣文學沒有太多淵源，為什麼他對鍾理和的故事感興趣？不僅如此，1980年也還有根據張毅小說改編的《源》，兩部作品同樣以台灣與中國的歷史聯繫為背景進行尋根。其背後的脈絡是什麼？

從《葉石濤全集》的隨筆卷再到《鍾肇政回憶錄》、張良澤的《四十五自述》等乃至1980年前後的《聯合報》副刊。以這些史料為基礎分析，應該可以說從鍾理和紀念館的籌設與《原鄉人》拍成電影，是1970年代兩種不同的「本土」想像的交錯——一種是葉石濤與鍾肇政為紀念前輩的鍾理和，以民間力量發起的籌設運動，其實他們的企圖不只是籌設紀念鍾理和個人的紀念館，也希望這個空間可以變成台灣文學的資料館，這是台灣文學的傳承之夢。

這樣的企圖，根植於這一代本土作家許多的共通經驗，諸如戰前戰後語言轉換的苦澀，甚至都有不少被退稿的經驗、戰後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體驗甚至入獄、對戰後位居主流的軍中文藝極為不適應等。另一種則是1970年代國民黨政權開始調整的民族主義論述。這個論述強調台灣與中國的歷史連結，從博物館的史蹟展覽、救國團的營隊活動甚至戰前台灣文學的，都反應了這個新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脈絡。

從鍾理和紀念館到電影《原鄉人》

鍾理和被稱為「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他的一生多為貧困與疾病所苦，但即使如此，文學創作毅力驚人。1960年不過45歲的他英年早逝。雖然鍾理和生前創作品不少，但僅有北京生活期間的《夾竹桃》出版成書。就連1956年獲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獎項的重要作品《笠山農場》，因該委員會日後停辦，因而未能出版。後來要回稿件試圖出版，也到處碰壁。當時年輕一代的台灣文學研究者張良澤喜愛鍾理和作品，不但將鍾理和研究帶進成大，也進而與鍾理和之子鍾鐵民熟稔。

1976年張良澤編輯了《鍾理和全集》，這是本土作家第一套個人全集。1978年秋天，張良澤與葉石濤、鍾肇政、彭瑞金、鍾理和之子鍾鐵民碰面時，眾人決議籌設紀念館，由鍾肇政擔任召集人。這個紀念館不僅作為紀念鍾理和之用，也希望可用於其他台灣作家，簡言之，是帶有台灣文學資料館的功能。這個想法也可以看見本土作家的傳承之夢。

按《鍾肇政回憶錄二：文壇交遊錄》所述，從1978年下半年開始，幾位本土作家與研究者開始四方募集資金，1980年8月4日鍾理和逝世二十週年忌當日，舉行破土典禮，三年後的忌日紀念館落成。在此過程中，資金募集不易，李行籌拍《原鄉人》對籌建紀念館有一定的幫助，一方面因為李行的知名度與拍片能力，他拍攝的作品往往能得到相當的關注。另一方面，李行合作的態度誠懇，願支付版權費十萬、電影拍成後加洗沖印一套影片贈送紀念館等。此外，鍾肇政也自告奮勇寫一本電影故事與電影同步上市，李行答應稿酬四萬元，鍾肇政也再將這筆錢捐給紀念館。總之，無論是宣傳或是版權等費用，對紀念館的籌建都有很大的幫助。

最終，電影1980年順利完成，並在美濃舉辦首映典禮，這在當時是件轟動地方的大事！

1970年代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新論述

有趣的是，為什麼李行會想拍《原鄉人》？李行與本土文化作家淵源不深，雖然1960年代中期的健康寫實主義的《蚵女》與《養鴨人家》當中，為求本土效果，分別加入「思想枝」與「望春風」的音樂，此外，《養鴨人家》開頭的畫家藍蔭鼎的畫作等，都可見本土元素，不過，這些更像是黨國意識形態（健康寫實主義）縫合本土之用的裝飾。

這次，本土不只是裝飾，而是主角。鍾肇政的看法是，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台灣文學成為主流，所以開始有導演願意將台灣文學搬上大銀幕。確實，1977年開始的鄉土文學論戰，台灣本土意識慢慢開始浮現。

不過，為什麼李行選擇的是鍾理和的故事？思考這個問題時，日本的台灣研究重要研究者若林正丈的觀察值得一提。他在《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裡，提到1970年代開始，蔣經國也試圖推動文化建設，其中，關鍵人物是陳奇祿。陳奇祿戰前的人生軌跡非常特別，雖出生於台南，但因父母被總督府選派至汕頭的日本僑校任教，因此，曾有中國求學成長的經歷。有趣的是，他也曾赴日求學，就讀知名的第一高校，而後再轉赴上海聖約翰大學就讀。戰後，歷經媒體工作後，進入台大人類學系任教，也曾擔任《台灣風物》編輯。1966年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後，在學院體制內開始晉升。1976年成為中研院院士。

1971年，他發表〈中華民族在台灣的拓展〉一文。這篇文章約有十年的時間，在黨國系統不同單位的出版物當中反覆被刊載，尤其1976年陳奇祿被拔擢為國民黨副秘書長，隔年又被任命為行政院政務委員，這文章的重要性不言可喻。這篇文章的要旨在於闡述漢民族的構成並非同質性，並以此為起點開展台灣歷史的論述。

作為擔任過《台灣風物》的編輯，陳奇祿的台灣史論述從台灣視角出發，討論人口構成的變化，文中也幾度援引台灣第一代社會學家陳紹馨的研究。不過，這篇文章之所以為國民黨系統大加宣傳，應該在於文章中最後的宣稱：「舉凡中華民族的組成族羣，都可在台灣找到其代表，接觸頻仍，時非大陸時期所曾見。今日的台灣不但代表著整個中華文化，也代表了整個中華民族」。

簡言之，現今台灣代表中華民族，而台灣又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歷史淵源。1970年代所出現的新版中國民族主義論述，透過博物館展覽與救國團活動等方式面向不同階層的民眾。博物館展示例如1972年於國立歷史博物館所舉行的「台灣史蹟史料展」，就是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動員省文獻會以及各縣市文獻會等眾多單位，以史料展示台灣與中原文化之淵源。更具系統性的，是1970年開始，救國團舉辦「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

當時大多數的大學歷史相關學科都沒有教授台灣史，外加這個活動包吃包住，外加有贈書、史蹟勘查等活動，因此，這個活動相當熱門。台灣史學者許雪姬在〈學門路漫長：從民間跨入學院的台灣史研究〉一文當中，便提到因為該活動熱門，她個人是透過抽籤才得以有機會在1977年碩三時參加。

電影《原鄉人》的各自表述

在這樣的時代脈絡下，1976年鍾理和全集的出版，讓鍾理和的人生傳奇重新被憶及─因同姓婚姻遭家族反對之故，帶著妻子從美濃到滿洲國而後再到北京的故事，這不就是新的民族主義論述中所強調的台灣與中國的連結？

李行一生拍過52部作品，從台語電影到國語電影、從黑白電影到彩色電影，堪稱台灣電影史中的異數。他的作品當中，善於運用平凡小人物彰顯時代氣氛，例如1961年台語國語雙聲道的電影《兩相好》，本省西醫與外省中醫兩家比鄰而居，雙方不睦，但兒女輩卻談起戀愛，兩家家長同聲反對。本省家庭的兄長說服母親的說詞是，妹妹與外省人交往，未來到上海很方便，有上海親戚也不錯。1963年的《街頭巷尾》，透過台北違章建築裡一群外省人底層的處境，突顯雖然生活困頓，但必須要有骨氣，用這樣的不屈精神回到大陸家鄉！

可以看到，1960年代的時代氣氛裡，還是反共復國。不過，從國民黨移至台灣20年，反共復國遲遲未能兌現，官方論述裡的台灣從反共復國的基地轉為與中國有著歷史連結的中華文化代表。電影《原鄉人》可視為是這個時代脈絡下的產物。《原鄉人》既是鍾理和生前的短篇小說，最後結尾的「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恰與1970年代的官方論述相呼應。《原鄉人》也是李行親自決定的電影片名，他曾說道「鍾理和熱愛民族、國家的情操，和其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都值得我進一份心力」，李行所說的話，也是典型1970年代的語言。

值得注意的是，電影上映前後，《聯合報》副刊也給予相當的注意。其間的緣由，在於1960年鍾理和去世前後，共計將近20篇作品在《聯合報》副刊發表，當時擔任主編的是同樣有北京生活經驗的林海音。1977年到1978年爆發的鄉土文學論戰，代表黨國意識形態打手的彭歌與余光中都於1977年8月在《聯合報》副刊發表攻擊文章。

1977年10月《聯合報》副刊更換主編為詩人瘂弦。1978年1月，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強調團結，一場作家們的論戰由軍人之口宣告結束。有趣的是，瘂弦擔任主編之後，關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介紹開始增加，台灣作家並非不知道瘂弦與《聯合報》的定位，例如張良澤回憶錄《四十五自述》就提到瘂弦是王昇的門生，《聯合報》則是傳聲筒。不過，為了推展台灣文學，還是翻譯了吳新榮的〈亡妻記〉於《聯合報》副刊發表。此外，《聯合報》副刊甚至也找來多達15位戰前作家舉行「光復前的台灣文學座談會」。

在這樣的轉變之下，鍾理和紀念館籌建募款的消息，也在1979年的《聯合報》副刊裡詳盡報導。電影《原鄉人》完成前後，《聯合報》副刊邀請了幾位作家與教授寫文章。作家林海音與學者林毓生的文章恰成對照，林海音詳盡記載故人的創作歷程與心血，寫這篇文章的心情，可能就跟籌設紀念館一樣，想要留下點台灣文學的點點滴滴。林毓生的宏文則將鍾理和視為中國人文精神的典型。

有趣的是，電影《原鄉人》的拍攝，是在兩種不同本土想像下交錯的結果。從作家林海音與學者林毓生的觀影心得來看，也像是不同本土想像的延伸。從這些過程來看，1980年前後的「本土」，還在一種激烈拉扯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