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語言癌,還是一統語法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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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聯合報》做了個「語言癌」的專題報導,後續引發一系列關於溝通語法「正確」與否的討論,該篇報導簡而言之在於以「進行一個XX的動作」做為語言癌的具體病徵,分別就日常生活耳熟能詳的事證,如阿基師的記者會、中央部會首長的政令宣達,或是電視媒體連線報導時不知所云之現象進行「剖析」,並宣稱將提供治療解方,使語言乾淨與健康。

「語言癌」不是太新的題目,但在社群網站與通訊軟體滲透率極高的當代社會,這篇報導的走向最終與「思考力弱化」連結,並試圖以「資訊零碎」與「網路用語」做為語言癌的成因,即便了無新意,但這篇報導所呈現出的幾個面向卻耐人尋味,我將各別描述這些面向所指稱的意涵。

閱讀/寫作/溝通/思考/語言是絕對的對等關係嗎?

在該篇報導中,余光中稱語言癌為「惡性西化」結果,更指出學習英文與閱讀翻譯小說將劣化中文語文能力,當大家不再讀用字精鍊的中文經典,語文能力的惡化將是事實。

先不論余的論證是否具備充分的理據,我們必須釐清的是文學寫作與日常溝通並非是能夠輕易劃上等式的關係,我們不會將文學寫作的語法與格式應用在日常的對話經驗中,兩者在其溝通的目的與對象上皆有一定程度的歧異性,舉例來說,我們不會將文學化的語法做為點早餐的語言,也不至於將文學中描繪場景的技巧拿來向旁人說明你週末去了什麼樣的地方,因此以不閱讀中文經典文學做為語法不正確的論證來說,並不精確,況且,閱讀文學作品的主要收穫應在於「觀察力」的訓練與「同理心」的培養,而非將他視為正確語法的教科書,不信的話你可以拿一段紅樓夢的對話應用於日常生活,不被白眼才怪。

再者,報導中有個奇怪的論點在於語法不正確將導致思考力的弱化。然而,思考能力能夠這樣任性的限縮為「正確」的語法能力嗎?一般而言,思考能力必須以知識充分與否做為前提,其次才是邏輯組織的能力、獨立判斷的能力以及創意想像的能力等,語法至多只是一種個體化的表達形式,當然這種表達形式可能不再侷限於私有化、更會成為風靡社群的流行文化,既然是流行語,時間一到他自然會因厭倦而自動根除。

我稱這種對語法的潔癖為菁英的集體主義,他所遮掩的是菁英的主流意識型態以及對語言品味的尊崇,然而這樣的至上推崇亦是對多元文化的抹殺,也是另種遂行獨裁意志的手段。

即時通訊軟體的溝通貼圖化?

在討論及時通訊軟體是否阻礙語言溝通以前,先請大家回想過去沒有智慧型手機的年代,並在往前延伸想想傳統行動電話的時代,也回溯BB call時期,過去沒有即時通訊軟體的年代我們的語法能力真的比較「正確」嗎?BB call的時代只能發送一連串的數字符碼做為溝通的訊息,因此我們有了「5201314」、「330520」以及「0809449」數字化的語言,而在特定介質的產製下,我們不能否定它在該媒介與社群中有其溝通的獨特功能。

此外,「即時」通訊軟體意指訊息往來的立即性,為了言簡意賅的表達,貼圖化的溝通模式一方面除可直覺式的表意,另方面則可有效的傳情;批判貼圖化的溝通模式,實際上則是獨尊文字至上,而輕忽了圖像閱讀在當代的重要性。

因此,我們必須了解的是語文在特定社群皆有「正確」的前提假設,不必然「正確」並不存在,如同品味也有其標準般,只是我們不能以不同的檢視框架任意的套用在不對等的事物上,例我們不能以文學的、升學考試的界定標準審視特定情境下的語言,又語言並非統一的規格,在洞察語言癌的當下,必須自省的此一統語法的背後是什麼樣的意識型態?

「找出路」的島嶼文化與要「標準答案」的文化想像

巨觀來看,此議題設定的背後呈顯的是台灣社會普遍瀰漫「找答案」文化的體現,我們總是習慣性的將某一特定的「病徵」歸咎於單一的因素,以偽科學的因果論斷模式找尋解方,例如語言癌與網路用語的關係,與貼圖化溝通的關係,與讀翻譯文學的關係,與SNG記者語無倫次的關係,與其他我們想得到的因素的關係等。然而,我們的文化卻不能告訴我們包容的重要性,只是一昧的「為錯誤找答案,找正確找理由」,並以標準化與規格化的制式回覆限縮了文化的想像空間,也是這種習於潔癖的思考模式,我們總是在正確與不正確中遊走擺盪,而疏於釐清文化脈絡與個體情境。亦即,在此議題設定的背後,他沒有「人」,只有病徵與解答。

這般對標準答案的渴求與對解決手段之渴望放在島國台灣中即是「找出路」的集體焦慮映照,我們推定找出路必將以標準答案做為唯一手段,只是這次將找出路的焦慮投射於對正確語法的想像中,而忽略經驗殊異的個體生命與歧異的情感記憶,也終將無法成為孕育多元文化的豐沛之島。

台灣的族群組成多樣,無論是客家族群、原住民或是來自各個東南亞國家的新移民,皆有不同的語文傳統,令人惋惜的是,在這波「語言癌」的專題報導中,只隱約嗅到規格化的語法教條,與執政者以漢人為中心欲一統語言的文化宰制,透過國語文教育學者的霸權規訓,不僅抹殺了非主流文化的價值,更排除了不同文化民族的語文邏輯

如果我們對「進行一個XX的動作」感到厭煩,那麼停止使用就是對語言文化最好的矯正;反之若我們需要教育部進行補救,並將語言癌以考試的方式加以辯證,或是以專案行計畫加以驗收,那麼該擔憂的是,思考力弱化本身並不是「語言癌」所致,而是教育部的因素。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