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台大外文系畢業，曾任職於補教業及公部門
真是個失禮又實際的問題，近日媒體報導各大學英語系所三成面臨招生不足、八所更名或關門大吉，好像正如此問著。
一如外界聯想，我們外文系畢業的人有數種特定的「前途」：很多人上了補習班的台發現自己說學逗唱及發想文法口訣的能力實在不足，前有名師後有學成歸國新秀，想放聲抗議這是個血汗工廠才發現嗓子啞了；或者投身一個個教師甄試的戰場，競爭者居然跟補習班台下的學生一樣多；或者到商界應徵，主管說欣賞你優雅的英文但他更期望你看懂財務報表；不然投考國家考試，好在英文是共同科目，也僅止於共同科目，這尷尬地反映我們了我們在其他考科都沒有交集。
理想中外文系畢業的人都在幹嘛？
王禎和先到花蓮教英文，後來轉到台視當影評，不過他因病過世得早；夏目漱石也是先到中學教英文，擔任公職又輾轉留學英國；出身名門的張愛玲寫過影評、劇本，還到美國新聞處服務過。
糟了，原來外文系的路不是我們所想那麼簡單。
惡化的就業市場，重理工輕人文的學術環境，還有少子化高峰山雨欲來，原先選擇這個系多少帶著不計功利的衝動，將謀職、求取利益的擺在某些理想之後，倘若這些理想都成空，未來「至少」還能這樣那樣，多年前林文月老師寫「讀中文的人」，溫婉堅定地捍衛人文的價值，多年後，讀外文系的我們驚覺那些「至少」能這樣那樣的出路也成了高山險阻，甚至不只是外文系，讀理工科的人畢業後發現電子業給薪不再高貴，讀企管系的人更從炙手可熱變成燙手山芋，彷彿一場六、七年級生集體的困獸之鬥，我們忍不住要感嘆「媽媽妳沒對我講」，總之選填大學志願時我們都犯了「每個高中生都會犯的錯」，另外媽媽也沒料到會有今天。
那麼讀外文系的人應該怎麼辦？
新聞報導學者認為應「善用英語文優勢，置入跨文化訓練、補強管理智識及跨領域專業，以配合產業未來跨國界管理的大趨勢，培育學生成為跨界英語人才。」把這串話其中的「英語文」置換成任一學科比如「人類學」、「經濟學」或是「物理學」好像都適用，很像托福參考書上的作文必背佳句，專有名詞叫做「模組」，是一件經過縝密編織的外衣，剪裁精良，套諸四海，無身形不合，外文系的訓練就是出產「模組」，當然不只是教托福考試而已。
無從否認，讀外文系的人無法旋即與實務接軌，然而作為一個廣義的社會科學基礎訓練，外文系大量閱讀、寫作訓練培養出理解、組織能力，可以較輕易的讀懂其他經世濟民的學科，比如法律或傳播學，進而為社會所用，這是一套不假外求的「模組」。文藝復興時代的英國作家悉得尼（Sir Philip Sidney）認為文學可以反映真理，寓教於樂，教人反思；較哲學具體，較歷史客觀，簡直就是外文系的招生廣告，還得罪了其他也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人文學科，他固然夾帶了宗教還有時代的情緒，那對文學的初衷仍令人感動。
外文系是否必然不能經世濟民？法國作家該約瓦（Roger Caillois）曾經討論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文學的態度有五種，隸屬、順從、不關心、獨立和反抗，過去外文系在台灣總是予人「風花雪月的外文系」那種不關心的態度，現今不但教育部呼籲各系所開設實務課程，許多學校為就業取向開設「應用外語系」甚或「觀光系」，前仆後繼地產出更多一畢業就能為資本家服務的勞力，我們放棄反思，大至為何就業市場劣化至此、高等教育制度有何弊病，小至國小外籍英語教師制度、教師升等辦法是否影響教學等眾多制度問題，唯有反思，進而反抗，文學才能真正經世濟民，而不是在時代氛圍裡沉默而後妥協，這是教育部門和所有相關科系的人應該關心的問題，若課程設計向實務靠攏，近似技職體系，企業可能開出更多低薪職缺，而人文科學畢業生在台灣將更陷弱勢，作繭自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