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二想想】台灣政治學研究的崩壞

2006年，紅衫軍上街頭抗議，我那時在當兵，每天除了安官桌之外沒什麼地方可以去，只好發憤圖強，認真唸書，希望可以從理論中找到有關保守主義對民主反撲、或者新興民主政權本身因為腐敗問題而崩解的依據，以及對於民主深化可能性的解決案例。Samuel Huntington在《第三波》中談到的民主鞏固問題、Robert Dahl在《民主及其批判》中對民主制度的自我反省、Ian Shapiro在《民主理論的現況》中針對審議民主的批判，以及Arend Lijphart在《多元社會的民主》中提出聯合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概念，都給當時對於現實環境極困惑的我很多啟發。

 

過了這麼多年，經歷了Huntington對於「兩次輪替」的形式鞏固，哲人已逝，台灣民主深化的進程卻感覺在倒退嚕。幾週以前，學生們佔領議場，並得到大量群眾的支持，這個情況在世界上被認為是民主國家的地方可說是絕無僅有，但幾週過去，評論文章汗牛充棟，有談世代、有談認同、有談階級，也有談經濟，卻好像沒看過幾篇來自政治學界的理論分析。偶有，要不然就是狗頭軍師式的建議總統行使緊急命令權，要不然就是倒果為因的憂心代議民主因此崩壞的文章。

 

Samuel Huntington（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非學界的相關政治學文章有些，舉「想想」為例，我自己寫過從台法憲政比較看僵局與衝突的文字、有幾面之緣的新一兄也為文批評過前述某篇評論、這幾天也有好友文龍談以色列與多黨民主的制度根源。但我真的十分疑惑，台灣有那麼多的政治學博士，什麼時候輪到我們這些人大放厥詞？他們都到哪裡去了？這次學運與其說是社會運動，更不如定義為一個政治反對運動，一個政治反對運動中沒有政治學者的評論，為什麼沒有人覺得奇怪？

 

其實不奇怪，二十多年前台灣剛剛興起政治反對運動的時候，政治學界不也是這樣一片祥和？我認為這就是台灣政治學界的最大問題，不本土。因為不本土，自然也很難開發出新議題，與不斷在變化的實務界當然難以銜接。

 

舉「半分忠」的例子來說，這是立法過程的粗疏怠惰，卻不見任何政治學者對「半分忠」提出正當程序的質疑。這週將在國會引發藍綠激烈對陣的「復議」問題，也只見記者把「復議」與「覆議」搞混胡謅，不見政治學者出來講半句話。對於上述事件正當程序的質疑，「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或者「立法院議事規則」皆有明定，公告周之，兩法規應該是我國立法過程的ABC，政治學者們為何沒有任何評論？在台大開立法過程的丁守中這樣的人不說，也許是黨派立場；但全台灣政治學博士總不會只有丁守中讀過這兩個規定吧？如果是的話，不就正巧印證我國政治學研究本土化的失敗？

 

也許有人質疑，不自限於本土研究，有利於學術的國際視野。但比較外國政治學理論的發展，新興議題的研究比如網路與民主的關聯、委外或BOT對民主的衝擊等等，也有相關問題的台灣其實也沒有跟上。反而是本土化比較徹底的社會學，在新興的審議民主領域、環境民主問題、移工政策等議題，無論在理論或者實踐上，都有創新而令人驚豔的發展。社會學的例子可以顯示，本土研究並無礙於國際視野的呈現，反而是政治學界所長期關心的主題，比如投入大量資源的民主化比較研究，並沒有辦法解釋台灣當前面對的民主問題。當然，也可能研究者覺得台灣民主根本沒問題，有問題的是那些搗亂的學生。

 

是以，這次學運所突顯出台灣政治學界最大的問題是什麼？絕對不是出了江宜樺這種莫名其妙的憲政主義者，而是沒有辦法對江宜樺與他的政府所作出的反民主行為作出具有理論高度的解釋，甚至連批評都很少得可憐。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政治學界相對保守、也可能是長期貧乏的本土政治學研究土壤長不出批判的新芽，但這些問題，都突顯了當前台灣政治學界的保守與無法趕上時代巨輪的困境，如果政治學界遲遲無法解決這些問題，政治學將會是社會科學圈中對議題掌握最為落後的學門，我想這並非政治學者所樂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