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地理系學生,副修政治系國際關係組。喜歡撿石頭、看星星,也喜歡看電影、到處走走,誤打誤撞成了別人口中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關注中國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族群間或跨文化的政治上衝突與合作,並相信國際之間的相互理解,是解決現在日益複雜的跨國問題基礎。
前年春晚,大陸著名歌手陳思思一曲《我的中國夢》廣受人民喜愛,頓時成為名曲;伴隨習近平上台後的思想,當今「中國夢」已經頓時對於中國人民而言是在受到百年屈辱之後重建強國的巨大盼望。但是當今隨著人民普遍的不信任之蔓延,相關新聞不斷出現的時刻(〈深圳女白領倒地無人救續:離醫院僅5分鐘車程〉),大眾心中的恐慌,歌詞中所謂的「中國夢,和諧夢」還有可能達成嗎?
陳思思《我的中國夢》高唱「中國夢啊~和諧夢」(圖片來源:新浪網)
基層政權運作邏輯
一般而言,要了解一個國家社會的運作邏輯,追根究柢地觀察其基層便可略窺一二。以《江上的母親》為名的中國作家野夫,近期發表全新一本有關探討汶川地震災後重建問題的新作品《大地呻吟》,從大地震災後的觀察各項重建政策調配運作出發,以半人類學民族誌、半文學書寫式的手法,從救災資源、政策自中央出台到地方實際執行的過程中,觀察其中顯現的政治運作過程,之後再佐以專章解析當前中國大陸農民的運作常態,說明大陸當前的農村治理,或者當前的鄉建狀況。
《大地呻吟》所勾勒出的中國基層政權運作現況,可以分做四個現象進行觀察:
一、人治社會
「沒關係找關係、有關係沒關係」是華人文化下的通病。但在中國大陸,這是成為一切所有社會運行的準則,法院仍屬行政的一環,行政官員對法院具有財政權與一定之院長任免權,除非重大案件,幾乎不可能公正的審判。實務上,當牽涉到官民之間的兩造案件,一般法官也會先與政府的法政委「磋商」結論,才進行宣判。而人民不信任司法,但國家也不信任基層地方政府,於是創建如古代到官府擊鼓喊冤的上訪制度 ,但在國家維持上訪制度同時,卻又制定各行政區上訪人數上限做為官員升遷指標下,不讓自己烏紗帽落地的結果,常讓最後地方官員成了冤大頭,與請願者私下磋商達成協議和解了事。
「虛質」的中國法院(上)與「真實」的國家信訪局(下)
二、群眾事件
中國農民平時「河水不犯井水」,官員不來擾民,則民亦不會擾官,但當對民眾的權益有所侵害時,在目前中國 一黨專政體制下無法反抗官府,農民便會要求至少可以獲得一個與原先受侵害標的一樣價值的賠償。聽來簡單,卻往往因為賠償金額、範圍與面積與官府認定不一,或者許多是現在政府不願意賠償自文化大革命時期當時領導幹部留下的歷史債務,而有投訴無門的狀況,農民只好靠自己或者群體的力量,自行向官方「討個說法」 ,通常這些運動反應也比較激烈,稱為所謂「群眾事件」。無疑地,這樣子另一方面產生吵的孩子有糖吃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卻也是在不得不的狀態下,農民養成剽悍的性格。
三、齊頭式平等
整個汶川災後的救災、資源分配過程,反映出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社會文化。基本上當救災物資送到災區後,在每位農民都極力爭取自己的權益狀況下,每每當地基層村幹部在分配物資時總是左右為難,甚至遭人閒話,所以「患寡不患均」的心態,成為分配物資的最高指導原則,即便五瓶水對上三十位村民,也要靠一人一紙杯分飲的方式達到完全齊頭式平等。這種方式忽略了社會的公平正義,無法讓真正弱勢需要物資的民眾獲得真正的援助。
四、基層政府財政困境
在中國大陸,最基層的行政階層至鄉鎮層級,財政的預算分配權卻只下及縣層級,各縣再依據人事支出與辦公費進行預算給付給鄉鎮人員,但是其估計實際上無法包含所有的辦公花費支出,於是地方鄉鎮政府只好自闢財源,透過:接中央專案、招商等方式在每個關卡截一些油水補貼行政花費。現實的財政問題,也使當地方政府一般面對農民要求的國賠時,最怕此例一開其他人「比照辦理」,讓已財政困難的政府雪上加霜。
以上四個現象,導致的結果是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快速,但是民眾的憤怒與隨之而起的暴動,卻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各大國際媒體新聞之中。從中國農村開始的基層政權運作過程,窺見的是整個中國當前社會整體氛圍狀態:對官員的不信任,相信每項決策背後都包含著隱瞞人民的「隱情」;對地方不信任,在中央集權下地方官只能配合上級政府政策的無奈;對人民的不信任,政府總覺所有中國人民都有可能會顛覆所謂的「人民政府」。但人民政府,從來就都不是掌握在人民手中,民眾透過電視了解中央政策,卻永遠不知道到最後對自身是有多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社會彼此相互猜忌的結果,也點出當前中國農村以降之所缺乏,卻是整體社會運作基礎的道德秩序;文革後,農村的地方信仰、家族規訓與鄉約皆破壞殆盡,農民還活在概括接受以黨領導的思維,連帶地也無所謂的整體鄉村認同與自我管理的社區意識,產生維繫公共意識建立的困難,而以上討論還只是以漢族為主的農村問題,當面臨少數民族自治下與漢人不對稱權力關係的脈絡中,這些問題將只會以更大分貝的形式傳遞出來。
地方維穩行/不行?
總體來說,野夫的《大地呻吟》,呈現出當今中國大陸「維穩」背後,實際上在於一件小事,可能就會成為全面引爆人民對抗政府引信的困境,其箇中緣故乃因不透明的國家運作過程與申訴機制使然,個人無法伸張自己的權利,又無民意代表、相關公民倡議團體與媒體的聲援,所以比說話大聲就成了主旋律,譬如:受害農民們在警察還未調查到其通路最上游廠商前,就先憤怒地砸了販賣黑心農藥的商店,在中國大陸也可能只是替自己「維權」的司空見慣舉動。雖然,今天距離中國開始執行村主任(類似村長)直選已經多年,這個看似自治、能將人民的想法展現在投票上的設計,排除掉賄選、買票等等本常發生在民主國家的事件後,村長的有名無權,使其也終究不過是位充當地方衝突和事佬的角色,是專制政權協調造成反抗政權危機的潤滑劑,而非想要結束專制政權的先聲。於是乎,在透明課責的行政體系仍不全面的同時,「維穩」的上訪制度設計,似乎成為唯一的管道,不過實際上「上訪」仍不脫在同一黨內的體系中運作。大陸2013年人大報告書已多達29次使用「穩定」一詞代表對維穩重視的今天,但是目前最後整個農村運作,仍建立在官民相互猜忌的危險「和諧」平衡中,並沒有因此改變。
根據歷屆人大會議報告書顯示,「穩定」一詞常與「積極」、「團結」等詞彙掛勾,並且使用量逐漸受到重視地增加,2013年已多達29次。
從一個大政府小社會邁向小政府大社會,是黨國體制國家之下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台灣過去的來路;野夫在書末提及了台灣的案例,認為我們「代議制」的建立、落實地方自治決策權到全體民主化的進程,代表華人文化的民主實踐在台灣逐漸打破「關係取向、用人唯親」特質,是值得學習的地方,對大陸未來農村的發展具有特別意義;不過,面對一個領土大、人口多,一次春運就二十八億人次移動的國家,中國有自身更複雜尺度的內部社經問題必須面對,搬用台灣經驗有其危險性,必須找出另一條如同經濟發展般的中國模式政治改革,亦即所謂「政治改革」不應該只成為贏得改革派好感的虛偽願景與承諾,不過冒進的政策也只會使中國政府面臨當今阿拉伯之春後埃及的狀態之中。
其實,除野夫提及的地方自治之外,當前中國統一由黨中央垂直掌控的課責體系,屏除在地之間扁平管理的模式是架空了地方的自主性。這並非僅指地方民主的投票自治,而還包含更多元的意涵。也就是,當談及「地方」除單純表示與中央的相對關係外,「地方」一詞具有更廣的意義,涵蓋了當地文化、政治、制度等原本著生於其中的各個面向,這些固著一個特定邊界的地方之,構成了具備認同的「地方感」。
在當今中國不斷灌輸以科學方法、數字管理之時,已有許多地理、社會或者人類學家指出,西方的現在化治理策略直接挪用至地方時,可能會無法貼切人民的需求,成為破壞地方既有秩序的元凶,反倒不是解決治理問題與發展的妙方。某種層面而言,野夫筆下鄉間常見「群眾事件」所代表的地方抗爭與暴動,正是回應民眾對於這種剝離他們既有的生活脈絡所造成的結果。若當今治理上面對「地方」的思維能夠轉變,整體發展不再單求經濟掛帥,將其他影響人類整體生活水準提升的更廣層面因素考慮進去,調整地方發展治理思維,才是維穩根本解決之道。
最後,相對野夫之「看見台灣」,《大地呻吟》對於台灣而言,隨著與中國大陸經貿、人員往來越來越頻繁之今天,中國的基層政權運作,能讓我們更理解當前中國的社會文化現象根本問題,更精準的掌握其社會變遷的核心面貌,在面對未來的兩岸局勢發展時,能夠多一分理解、少一分誤會,小至為何赴陸鄉下旅遊時導遊會提醒購物時的「民風剽悍」,大至為何外媒指稱薄熙來既上了法院會被「必判有罪」,跳脫出有時指涉中國人民行為時展露的自我優越感,而蒙蔽了真正兩岸議題本質的衝突與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