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想想】「台日韓民主框架」──尋找一個「進步亞洲」連帶形成的可能性

日本大學院漫長的春季假期，讓筆者有機會透過日韓學界與社運界進步友人的牽線，造訪韓國數個人權現場進行對話，返回日本後又直接前往福岡參加日韓兩國進步法學者所共同舉辦且行之有年的日韓常設共同論壇。而最近之所以密集且積極的與日韓兩國的進步人士接觸，是因為自己開始構思一個「台日韓民主框架」、乃至於進一步構築一個「亞洲民主連帶」形成的可能性。

 

相對於很多台派人士最近很推崇日本保守勢力提出的「日台韓新安保架構」以補充或取代「美國退出進行式」中的新東亞區域平衡局勢，作為國際關係的務實主義者筆者雖並不反對，但此種「安保架構」乃是典型的國際關係理論著重於「力（power）的對抗」思維的戰略思考模式，也就是當美國實力退出時、藉由東亞各國實力的結合後重新打造一個新的「力平衡」以對抗作為力的強權的中國，以保障東亞局勢和平得以繼續實現。但從正在進行式的烏克蘭經驗以觀，筆者不得不悲觀的認為，今日藉由大國間力的對抗以達成平衡的古典國關戰略模式，已經呈現出一種「虛假的平衡」的頹勢──正因為強權間彼此都清楚的認知，今後的強權與強權間，已不可能真正進行武力對抗，所以只要美中俄任一個強權願意不計代價動用武力侵犯他國主權，那其他的大國之力也不再能發揮平衡的作用。

 

圖說：俄國武裝進犯主權國家烏克蘭，意味著大國間的力對抗平衡模式已經難以阻擋特定強權的主權侵犯行為，而一場在烏克蘭上演的「和平的戰爭」，是否會成為中國終結主權獨立台灣的最後劇本？（圖片來源：Euroasianews）

 

因為沒有強權再願意再為了相對於自國不那麼核心的利益捲入戰爭的毀滅中，所以今日應該思考的，除了國際關係戰略上的「力平衡」之外，或許真正應該要創造的是一個「副作用」劇本，意指弱小國家必須擁有關鍵「條件」，使的大國在衡量併吞與否時，必須考量可能付出極大代價、甚而可能導致自身崩壞的「副作用」。

 

回顧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舉凡化學武器乃至核武，被部分國家視為自保的關鍵條件，然而沒有化武也沒有核武的台灣呢？筆者認為，作為台灣抵抗中國併吞的最關鍵「條件」，正是台灣的「民主」。唯有民主在台灣進繼續鞏固，才能讓中國評估吃下台灣的「副作用」大於「神聖領土的完整性」，也才能繼續保有台灣實質的獨立⋯⋯

 

而若將這樣的民主守護思維擴大至東亞區域民主作為共同生活的核心價值的國家，形成一種民主國家的進步價值連帶、乃至民主輸出模式，以對抗東亞區域中暴力崛起的中國政治經濟資本霸權，是否是一條相較於「安保架構」更為進步的選擇呢？

 

筆者認為，今日一個更好的架構，應該是先由台日韓民主主義價值組成的「進步亞洲連帶」，除了戰略上防堵中國的政治與資本帝國主義擴張外，終極的目的乃是在於結合具有共同利益、也就是確認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乃是作為主權國家最高價值的東亞國家，形成一個民主主義國家連帶，藉由守護民主價值的共識乃至輸出民主的積極行動，確保東亞區域和平、自由與正義的實現；同時也在經濟管制架構上形成一個對抗區域新自由主義市場的新連帶的面向，在國家體質與產業結構類似的台日韓間形成新的「規制整合」達成「區域公平市場」，才能有效的對抗各國國內競相的「規制緩和」潮流，以達成東亞各民主國家內部的平等與分配正義。

 

 

 

在這段密集的對話與交流的旅程中，其實獲得不少比較令人驚艷的收穫，例如在與與會的日韓學者的交流中，已經聽到日韓的進步學者開始積極意識到並聚焦討論近年台灣所謂的「中國因素」才是作為影響東亞局勢的關鍵，有別於過往日韓進步勢力直到晚近都有很強烈的反美傾中傳統，主張將根本問題歸結於美國作為資本帝國作用於亞洲的影響，不少日韓進步陣營已經積極意識到中國因素乃是影響當今東亞政經情勢的關鍵性結構因素。

 

其中包括共同認知近來東亞各國右翼國族意識型態的強勢抬頭，領土紛爭頻發伴隨國內政治版塊朝向極右翼位移的深層因素，乃與中國的「暴力崛起」（是的，中國自稱「和平崛起」，一般則評價為「強力崛起」，但筆者坦白的說，毋寧是「暴力崛起」）後對東亞鄰近國家所造成的領土與經濟威脅焦慮感具有最直接的關連。

 

而中國暴富而產生的大量資本擴張兼併更順著今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資本累積邏輯，直接影響各東亞國家的內國產業與勞動市場，九零年代起中國的市場與勞動價格誘因，造成週邊發展國家的產業外移與失業，連帶迫使東亞各國在制度上加速「規制緩和」（去管制）的速度以保住資本與競爭力，而今日儼然成形的中資霸權，更已經積極透過收購企業乃至產業的方式，將政治經濟影響力進一步開入各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之中。

 

東亞國家除了主權相對於台灣或許仍保有獨立自主性以外，在其他所有領域都與台灣遭受來自中國的面向相同、程度多少有異的威脅。中國統治者集團非常清楚透過資本的擴張所能影響與改變的，絕對不僅僅是週邊主權國家的經濟與產業，更是他國的主權完整性乃至作為這些民主主義國家核心的自由民主普世價值以及生活方式。這個一邊對外進行資本兼併擴張維以持經濟成長、一邊確保共產黨獨裁政權得以延續的戰略，是近年來就連中國智庫學者的相關論文中都早已坦承不諱的事實。

 

中國清楚民主主義存在太多的破綻，特別是在東亞前近代色彩濃厚的民主國家中，不論是意識形態的對立，或是經濟分配利益的競合，都留下太多的空間讓一個強大的政治資本霸權得以透過介入分化進而去操縱與支配，而我們正見證的，正是這樣的「中國特色的帝國主義」一系列的崛起過程。

 

而這樣的「中國因素」乃至「中國式帝國主義」影響作用於東亞民主國家乃至世界，不過就是時間與程度的差別而已，只是台灣的運氣最差，緊接於香港之後成為下一個一級戰區。但「中國帝國」透過「先買斷經濟、後買斷民主」的擴張與兼併過程，卻絕對不會只僅步於台灣而已，就筆者所知者，至少就已有美國的政治研究論文分析中國透過收購企業、資本與市場誘因以及公關資金的政治遊說等手段，已經對美國本土地方政治與法律制度層面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力，而這樣的「中國因素」在亞洲政治亦必然存在，只是由受影響最為直接強烈的香港與台灣先意識到而已。因此當今日美國實力衰退伴隨戰略布局自東亞逐步退出的同時，東亞民主國家必須意識到危機的根源並積極尋求共識以捍衛民主國家的「共同利益」──這個利益即是維護民主國家之所以存在的進步價值，同時也是對抗來自極權帝國的政治、資本、乃至意識形態進犯的最後防線。

 

正因為中國統治菁英非常清楚，他們要捍衛政治獨裁統治的延續以及遂行經濟的暴力擴張兼併，就必須要輸出經濟糖衣包裝的反民主價值，以壓制其他民主國家的民主防衛機制對中國統治模式可能造成的攻擊，民主國家為了捍衛民主價值，就必須組織連帶並且進一步對中國輸入民主。從這個觀點來看，東亞區域內一個「民主」對「帝國」的新型對抗架構輪廓即已清楚的浮現展開。

 

 

當然，尋求東亞民主連帶最主要的利益，仍然要回到經濟層次的考量上──那就是對於分配正義的追求，相對於日韓的政治與公共空間受到來自中國的影響仍是間接的，區域間所遭遇到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資本副作用，卻直接衝擊東亞各國且成為影響今後各國國力的關鍵因素。   

 

惟有在國家體質、價值與產業型態相似的東亞民主國家間，各國的進步勢力必須先在各國的政治領域中進行對抗規制緩和的制度改革，在成長邏輯的競爭惡化乃至走向共同毀滅之前，例如採取對於房地產投資的進行限制手段、限制境外資金投資國內金融市場、基本工資額度、或對派遣勞工雇用的限制採取相似的標準等勞動市場公平化政策等，乃至於進一步跨越國家界線重新組織架構一套從金融到勞動市場進行「再管制」的共識，方能抑制區域間流動的跨國資本繼續影響惡化東亞民主國家內部經濟生活的分配正義。這樣的「規制整合」思維從戰後的荷比盧興起、最終在歐盟成熟如今卻歷經考驗，今日東亞的條件相較於歐洲並不樂觀，且各國無不各自積極進行與美中勢力進行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等整合工作，但作為新自由主義市場價值的懷疑主義論者，筆者認為若不積極在東亞尋找任合「進步」連帶的可能性，嘗試整合創造出一個東亞區域中雖然「開放」卻相對「公平」的市場，則東亞國家的未來仍然無法解決今日持續惡化的社會差距、更無法擺脫國際強權與資本支配走向政治經濟獨立自主的命運。

 

 

「亞洲的民主進步連帶」是一條不同於保守的「安保架構」的戰略路徑，並不侷限於創造區域間各國的「力平衡」以消極防守主權國家的防線，更有一套積極與進步的意義，使的作為人類進步價值的民主、自由、人權與正義能夠進一步成為有力的武器，抵擋乃至反攻來自「帝國」的政治經濟價值擴張。或者至少，就如同筆者一貫所深信的──惟有一個不斷提升的「民主」制度、以及一個不斷成熟的進步「公民社會」，才是台灣這個弱小國家足以面對來自中國日漸強大的併吞威脅中，最足以有效自保與維持主權獨立的「核武」。

北海道一家商店外的告示（圖片來源：alberth2@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