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想想】評成功大學王文霞教授的發言:一個歷史學的、伊斯蘭研究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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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歷史系的王文霞教授於校務會議的發言中,將鄭南榕與自殺炸彈客等相比等譬喻,於音檔和逐字稿披露後引起輿論關注。而鄭南榕基金會已對其言論發佈聲明。身為歷史學、伊斯蘭文化研究的學生,王文霞教授的言論從專業的角度而言,並不符合歷史學之價值與伊斯蘭研究之常識:其對於事件脈絡的刻意忽略、錯置,歐洲中心論的心理,加上對於不熟悉的伊斯蘭文化理解有誤,草率地將鄭與自殺炸彈連結指陳,在在令人懷疑其發言時,是否記得自己所應該具備的專業素養。

一、歷史學的觀點:脈絡的掌握

首先,歷史學在探究人類文明活動時,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在於「脈絡」(context)。歷史學者不是只記下發生了什麼事情、知道留下哪些東西,史料的脈絡、事件的脈絡更是在研究過程中,歷史學者努力希望能理解、重建的目標之一。台大歷史系周婉窈也恰好在談論鄭南榕時,強調「歷史情境」的重要性。 

然而,在王文霞的發言中,我們不但看不到他對脈絡的考察,反而不斷地將其去脈絡化:對於鄭南榕,他說:「因為他損害了他自己的生命,那麼任何對生命的傷害,其實他都是絕對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在這樣粗糙的連結當中,我們看不到歷史學者最基本的素養——「對於脈絡的考察」:為什麼鄭南榕選擇以這種方式抗議?他不關心;為什麼學生對於校方那麼生氣?他不在乎。

他不但不關心這些至關重要的脈絡,還甚至錯置,將鄭南榕、與因為不被朋友理而自殺的人相比,與因為要不到錢而弒父者相比,還有與自殺炸彈客相比;身為專業歷史學者,的確不必要認同以上任何人的行為,但應具有比常人更為敏銳的眼光,用歷史學者的專業視角,理解以上數例不同的背景脈絡差異。不要說王氏理當為專業的歷史學者,難道我們真的分辨不出這些例子之間的不同嗎?

這種粗糙離譜的類比,如同政客一般,不斷地簡化事件、簡化人類活動、生活樣貌的複雜程度,然後,再將不相干的事件,依據自己意識型態的需要不合理地併置。這樣的作為,既缺乏歷史學者的專業素養,也缺乏歷史教育強調的人文關懷。

二、伊斯蘭研究的觀點:一位歐洲中心論者的告白

王文霞在發言的前段中,提及自己「一直在教歐洲十九二十世紀民主政治的發展」,然而下一句卻說「從世界史的眼光來看這個自由和民主眼光的發展過程」雲雲。為什麼會用「歐洲史」連結到「世界史」的眼光?即便現代意義的民主發源於歐洲,什麼時候「歐洲」等於「世界」?的確,目前許多大學歷史系名為「世界史」的課程中,實際上都是隱而未言的「(歐洲)世界史」,甚至可以說是幾乎以西歐史為中心,而史學界的「世界」一詞往往事實上指的是「歐洲」。這樣的連結反映的是歐洲中心論的想法,而事實上,現代學者早開始反省這種心態 ,有的試著以「全球史」(global history)來取代已然被歐洲霸佔的世界。(參考: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劉文明譯),《書寫大歷史:閱讀全球史的第一堂課》(What is Global History?),(臺北:2012,廣場)。)王氏身為專業的歐洲史學者,對於這種歐洲中心論的傾向竟然渾然不覺,是純粹發言時的掉以輕心,亦或是傳統某些歐洲史研究者真心誠意的、覺得歐洲等於世界的一種傲慢?

這種歐洲帝國式的觀點在其五分鐘精彩嚇人的發言中並非孤例:在結尾時,他說鄭南榕「很像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姑且先不管這樣的類比合不合適,就伊斯蘭研究的常識而言,這樣的連結有什麼錯誤?試抽換一下名詞:若我們批評王文霞教授「很像英國劍橋的傲慢貴族」,不論我們內心真心誠意地覺得他有多麼地像,在批評他的時候,將泛稱的語彙(傲慢的貴族)與一集體名詞(英國劍橋)連結,其背後隱念的批評是:英國劍橋就是傲慢的貴族。若認為這樣的概念太過牽強,不妨將「英國」改成「黑人」、「傲慢的貴族」改成「懶惰蟲」,看看,這完完全全是種族歧視的言語。

懶惰蟲全天下都有,炸彈客等恐怖攻擊在各種不同的宗教亦有所見。不要說學術世界已有多少論證,先僅看網路上人人都唾手可得的資訊:曾有人羅列了十大基督教或白人恐怖主義的暴行,而維基百科也有頁面討論激進猶太組織的恐怖活動;甚至連我們認為相對和平的佛教和在緬甸、印度都有教徒以信仰之名行暴。(參考連結1連結2)而除了信仰者外,無神論者、非信仰者以各種名義行暴的,難道還少嗎?

並不是說暴力不該被譴責,而是既然不論各種信仰、各種類型的人都有人參與暴行,而且以上所述的宗教中無一在教義內預設了不同宗教不能和平相處的教條,則說明以宗教來為暴行命名,是完全不合理(事實上也不專業)的行為。而另一層面的問題是,如果各種宗教都有人以信仰之名行暴,則為何我們獨獨將炸彈客與伊斯蘭連結?為什麼王氏不能只好好的談炸彈客,而要說是「伊斯蘭的炸彈客」?

當2011年挪威的 Anders Behring Breivik 以其信仰之名殺害多人時,我們也並未從此將基督教和槍擊犯連結,事實上這種差別待遇足見許多媒體(尤其是受主流西方觀點影響的媒體)對待伊斯蘭的眼光的確是充滿無知與偏見;而這種偏見,事實上並非沒有原由,與歐洲中心論和繼承其的美國霸權緊緊鑲嵌。王氏事實上並沒有如其所說,有著「世界史的眼光」的關懷,從其將伊斯蘭與炸彈客的連結,我們清楚地見到西方霸權脈絡下的論述模式。

三、三種不專業,幾個改善方法

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於其著作《東方學》(Orientalism)中,曾經批判所謂「東方學者」(或「東方主義者」)總假設了東方有某種本質,此種本質無法改變,除非受西方教化。他意思是:這些學者只有在研究西方的時候,才將每個西方人作為「人」,會用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性別、階層、族群等各種研究人的學問來探討;然而,在面對東方時,卻不對等地用一個大包裹包住(譬如:「都是因為他們信了伊斯蘭!」),而不是用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工具來分析他們遇到的情況或困境。

一般而言,歐洲中心論者不太容易成為東方主義者,因為他們通常對東方根本漠不關心;然而,透過王氏短短五分鐘的發言,我們不但看到了東方主義的影響力,我們也看到了歐洲中心論的視角,我們還看到了其對於歷史脈絡的完全忽視跟錯置,三種不專業一次滿足。

非常諷刺地,王氏的言談開頭說「我們歷史教育真的非常的失敗」,其間又說是站在尊重生命的立場。但事實上,他的言論的缺乏歷史注重脈絡考察精神,恰好真真切切地體現了何謂歷史教育的失敗;而其減化討論的對象鄭南榕,恣意類比於炸彈客、弒父者,則對於其輕蔑以對的談論者,又真真切切地反映了對於所討論生命的不尊重。王氏在五分鐘內所展現的歷史不專業,滿足了其所欲表達的歷史教育失敗之主題,真可謂形質合一、形式亦為內容這樣的充滿現代主義風格之發言。

若我們要關懷王文霞教授作為一歷史學者所應該要有的、關懷歷史脈絡、歷史事實多面向的能力,首先可能需要王教授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歷史教授不是工讀生、沒有上下班,尤其在自稱以歷史教育者的身分發言,應該注意身為歷史學者所具有的素養;其次,應放開放心胸、接納不同人物立體的生命故事,而非將其壓縮作為自己論述的奇怪例證;最後,若要增進對真正伊斯蘭文化的了解,國立臺灣博物館現正展出「伊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展期至6/22)。建議前往參觀。除此之外,應多多吸收世界上除了歐洲史以外的知識,以期能建立真正的「世界史」的觀點,培養對於多元文化、對於「人」的多重面貌的關懷。

(本文為個人意見,並不代表「伊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策展團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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