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被學術界認為是政治人物,被政治圈說是讀太多書頭殼壞去,想當作家但是藝文界覺得他沒有才華,因此只好繼續在學術與政治之間流浪,並嘗試寫一些風花雪月文章來野人獻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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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人如果開始懷舊,一般都是老化的象徵。一年行將結束,要我回憶起對這年的想像,腦中卻浮現了1997、98年的樣貌。那是國民黨執政風燭殘年之際,社會力量雖然保守,但有過幾次讓政府震撼的公民抗議活動。民進黨在97年底的縣市長選舉橫掃全國,次年冬天,為了邁向執政,主席許信良決定辦一場全黨辯論,檢驗他所提出極具爭議、和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戒急用忍」主張有明確差異的「大膽西進」論調。
當時和許信良唱反調,且較具有論述能力的,是黨秘書長邱義仁與所屬派系新潮流,他們喊出「強本漸進」的主張,認為中國仍屬高風險市場,台商如果沒有足夠的能力,與政府的戰略規劃,要西進成功難如登天,且與中國過度緊密的經貿聯繫,也可能反過來導致台灣產業的空洞化。
辯論會在台大法學院召開,兩派系及其他派系進行著激烈的辯論,最後折衷提出了「強本西進」的主張。這個主張是後來執政的民進黨對三通有限度開放的濫觴,也可以說這場辯論,開啟了外界對民進黨的不同想像,也讓工商界開始認為民進黨執政有可能開啟兩岸交往的想像,後來的小三通、春節包機、記者駐點與部分產業開放西進等對中國試點性的開放,中國政策辯論會應該可以稱作起點。荒謬的是,當時主張對中國開國的明明就是民進黨,而「鎖國」的明明就是國民黨,當時辭職的「前政務委員」馬英九還去了現場,說自己對民進黨公開辯論「很羨慕」。也不過十五年,世界好像都變了顏色。
那時候我剛進大學,應該是第一個寒假,為了參與歷史現場,打電話跟民進黨報了名,但只能坐在會場門外看電視。因為答應了其他同學開學時會在課堂上報告,所以還是硬著頭皮出席,畫了重點的會議資料、當時做的筆記和那幾天的剪報都還健在(自由時報那時還稱對岸「大陸」)。記得那兩日也是很冷的冬天,某個下午時分突然記者一陣騷動,花枝招展的文宣部主任陳文茜走進場內,記者嘟麥問他對台北市長陳水扁冷處理辯論的看法。那應該是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看見平常只會出現在電視上的政治人物,特別有一種在歷史現場看熱鬧的感觸。
現在回想起這些事,感覺好像盤古開天時代的事情。但當時所感受到民進黨全黨勵精圖治,一起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勇氣,在這個時代卻意外地顯得特別珍貴。政黨的每一個主張都會有支持者、有反對者,民主政黨執政的前提,就是要說服大多數的民眾接受其主張。但現在的民進黨,面對一樣的問題,卻顯得死氣沉沉,陷入不知所謂何來的「團結」迷思,我們是不是忘記了,團結的目標應該是追求可能的勝利,如果是要團結一起輸,那團結的意義在哪裡?
正如有爭議的中國政策討論,在大家都感到倦怠與無聊的華山會議最後一場,突然出現了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建議凍結台獨黨綱的主張。這個主張並非不可討論,但問題在於,華山會議本身就是一個無法討論事情的場合,過去八場活動,前幾場看的是明星與亮點,而不是實質討論;到了後面,大家因為覺得無聊,於是感到疲憊了、不參與了,卻突然有值得討論的議題在無法討論的場合丟出,簡直像北極熊突然出現在非洲大草原上一樣令人錯愕。
華山會議本身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一直是黨內大家為了和諧不願談論的話題。事實上,華山會議內容龐雜、參與者也不一致,既不可能形成什麼具體的討論或者共識,論起功能,每個參與者也知道真正決定事情的,是另一軌上、與華山平行的「中國事務委員會」。因此,華山會議與其說是會議,還不如說是妝點百花齊放、百川共匯的大型花車祭典活動,宣傳性遠大於實質效益。但就如馬政府對ECFA所引發成長的吹噓,宣傳通常不等於實際的成效。黨部同仁辛苦地連絡、邀稿、辦活動,到頭來卻是在做白工,不僅是對於參與者的不尊重,更是對於士氣的打擊。
如果華山會議本質如此,在這樣的會議上提出無法討論的建議,又怎麼能夠算是「與時俱進」?這麼做是為了要贏取中國善意的回應嗎?然後呢?贏得之後呢?再繼續走向國共設定的「一中框架」嗎?黨內一如預期的炮聲隆隆,各方人馬都得被迫對這個燙手山芋進行表態澄清,最後此事一如往常,不了了之。敢問如果主張提出之後,既沒有完成台獨黨綱的凍結,也沒有進行基本立場的討論;而後續在立法院進行的兩岸經貿談判議題攻防,兩黨立場也沒有明顯的變化。那麼這個無事生非的主張,是否只會再次留給外界民進黨中國政策是鐵板一塊的感覺?增添這種「冥頑不靈」的印象,難道是圓熟的政治技巧嗎?
細讀柯建銘的提案,可以看見他主張並不如外界所言「凍結台獨黨綱」那般簡單。他很努力地想要解釋所謂凍結,並不是對於台灣主體價值的放棄。但不幸的,當他得在錯誤的、無法討論的場合中貿然提出,自然會失去了為自己解釋與辯護的機會。今日要談凍結台獨黨綱,關鍵問題在於公投建立台灣共和國還是不是民進黨最優先的主張?如果不是,民進黨現階段的最重要任務又是什麼?這些議題很複雜,也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與複雜度,要討論這些問題,需要的不是一團和氣的座談會,而是真槍實彈的辯論會。
1998年的那場辯論經驗顯示,辯論並沒有變成對許信良「大膽西進」主張的批鬥大會,也沒有破壞團結,辯論所凝聚的共識成為黨的共同主張,帶領民進黨走向新的政治版圖。對於重大而爭議的話題,只有透過充分的辯論,才能夠迫使政治參與者提出主張,並使其主張鉅細靡遺地被檢視,並且因為反對者的挑剔而有修正的機會。這種共識的形成,可以讓黨更團結,而非一片和諧但暗自抱怨的分歧。我相信在執政黨荒腔走板的時刻,支持者想看見的是這樣一個充滿活力,百花齊放,努力再辯論中互相說服的民進黨,而不是一個表面一片和諧,內裡烏煙瘴氣,因此死氣沉沉的民進黨。
政治存在的本質是為了善(good)的追求,其所擁有的工具是權力(power),手段是辯論與說服,古典的價值與過往的經驗若能細細回顧,經得起考驗處,有時會顯得別有新意。面對中國問題,民進黨的當務之急,並不是想出一套試圖說服中國共產黨的論述,因為中共只會軟土深堀,步步進逼。民進黨需要的,是以真槍實彈的辯論,向國民展演一次建立共識的過程,藉此將主張明確表述、取信於民。台灣畢竟是民主國家,唯有國民的支持才是執政的基礎;有國民的共識為後盾,面對中國,才可能擺脫進退失據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