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籽：想想】涉入／攝入的姿態——從《街頭》談紀錄片與社會運動

發佈於 4 月 9, 2019

影像是上個世紀才逐漸成熟的魔法，至今早已除魅、幾至氾濫。對於台灣人來說，不管是百年前台灣文化協會「美台團」的巡迴播放；或者是三十多年前綠色小組在警棍、水車當中穿梭，留下台灣民主化運動的珍貴影像資產，紀錄片不僅是社會運動的紀錄，本身就是社會運動的一環。

即使不是刻意為之，江偉華導演拍攝的《廣場》、《街頭》兩部紀錄片，似乎還是延續接續了這個「傳統」。從野草莓到318，這兩部以學生運動為主題的影像，恰好紀錄了過去十年智慧型手機普及、高速鐵路通車後由點狀朝向「一方有難，八方來援」的社運轉型過程，更留下了許多成員在這段馬英九政府主政時期街頭再次狂飆的生命片段。然而，作為影像創作者與被攝者的他們，又是怎麼看待自己涉入與攝入的姿態呢？

《廣場》以後，《街頭》以前……

對於自己能不能被定位為「社會運動紀錄片」導演，江偉華認為：青年一直以來就是他感興趣的拍攝主題，過去他就曾經拍過玩滑板、線上遊戲、值大夜班的年輕人們，與其說社會運動，二十、三十幾歲那個年紀的年輕人的故事，才是他始終關注、真正關心的核心。

「雖然這個東西現在講到有點爛了，就是所謂在成為大人之前的、年輕人的狀態；或者說，在他們即將又還沒有真的出社會、進入所謂的體制與成人世界以前的樣貌。」、「我之所以會拍攝街頭運動，主要是自己當時也支持年輕人的想法，和人的距離比較接近，而不是『事件』。」

拍完《廣場》以後，江偉華也就順理成章地繼續記錄下去，不過本來並沒有一個想法，也不覺得自己正在「做一部長片」。他說他就是先拍、先記錄下來，直到318、並在經過那幾天發生的許許多多的事情以後，才開始覺得——故事已經成形了！

江偉華認為：自己在拍《廣場》、《街頭》兩部紀錄片當中，並沒有什麼特別強烈的轉變，不過原本盡可能不去涉入、不影響事件走向的觀察者角色，還是不可避免地被捲入社會運動的框架當中。「比如說，我放下鏡頭以後，也會開始跟他們聊天、討論，甚至抱怨。」、「觀眾在《街頭》當中，會看到比《廣場》更多主觀的東西，會看到我個人在運動裡面見到的脈絡，跟我一起從比較外圍的位置，進到內部、理解運動者之間人與人的狀態。」

街頭上，那些人的故事

另一方面，作為兩部影像中的重要被攝者——張勝涵，則是認為很難說自己沒有受到攝影機干擾，那是不太可能的。然而，觀影者可能會因為影像的結果逆推，進而假設被攝者們都知道後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比如318事件）。事實上，拍攝當下並沒有什麼約定，也不確定後來會不會變成影片。2008年與江偉華導演認識，但一直到《廣場》完成以後，才了解到導演究竟想探討的主題。

張勝涵認為：「《廣場》比較像是一個人物的群像，有一系列的人物。後來我就扮演像是『引路人』的角色，提供導演一些關於抗爭的時間、地點等相關訊息。」《街頭》拍攝過程中，角色其實也持續地增加，雖然最後看起來集中在他與張之豪，但是拍攝的過程中並不存在這樣的預設，我們也無法左右他的拍攝企圖。

於是，關於鏡頭可能產生的效應。張勝涵認為：其實紀錄片或《街頭》與抗爭運動有一點類似，都沒有所謂的預設結果。政府不會因為某一天有一群人出來抗議，就立刻有所改變。然而，《廣場》、《街頭》還是提供了一些失敗的經驗與大家分享，或許也是盡了我們對於社會或更廣大的公眾的責任。

定義街頭，《街頭》定義

對於目前幾部有關318事件的紀錄片，江偉華給了《街頭》這樣的「定義」。「在敘事上，我希望這部片是給『巷內的』看的。」與其說向更多人解釋318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運動？他更像是將運動參與者內部的狀態、乃至於更往裡面一點去呈現出來。「一部個人拍攝的紀錄片到底可以做什麼事，有沒有可能透過《街頭》讓不管是在哪個位置參與這場運動的人，可以去理解當初在各個不同位置的人所身處的環境、所面臨的條件、所擁有的無奈、憤怒等情緒，以及最終做出的判斷。」

江偉華認為：自己在剪接的時候還是給自己做了很多規定、做了很多取捨。「比如為了讓觀眾回到現場，所以影片中就沒有做太多的加工，也不去調媒體或其他拍攝者的影片、空拍的素材。」、「我並沒有要補完一個非常完整、全面性，看起來好像很客觀的一個故事。相反地，我想做的就是一個人在這個混亂的局面當中，他與比較貼近他的其他運動參與者的關係。」、「最好的情況應該是說一個人才有辦法看到的故事，所以它不會是那種看見很多很大面塊的東西。而是讓觀眾看見細節、看見溫度、看見人的質感與樣貌。」

然而，觀眾究竟能不能在所謂的紀錄片中去尋找所謂的、真實的東西呢？江偉華提醒：所有的影片其實也未必是客觀的現實，而畢竟是導演「想要做的東西」、「轉譯的是導演的心境」。就如同張勝涵在退場後一個人走在街上、落寞的畫面，事實上，呈現的就是導演心中所想像的、落寞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