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過與探尋——228事件與〈八芝林三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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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8日,林鐸從《解放日報》上讀到故鄉台灣發生228事件的消息,當時的他才剛剛抵達華北解放區內的阜平招待所,才剛剛與國民黨軍隊打過游擊,以及目睹名為土地改革、實際上是殘殺、虐待地主階層等慘案,才剛剛鬆動了自己原本對於紅色中國的期待與憧憬,開始出現想要返鄉的念頭。

因為深陷解放區,而且《解放日報》後續也沒有追蹤報導,林鐸就這麼錯過了整起事件,只帶著「報紙上寫說國民黨反動分子在台灣殺人、台灣人民反抗國民黨之類的」的印象,一直到潛回台灣以後,才開始從親戚、朋友的口中理解228事件的真相樣貌。

「我回到台灣的時候,228事件已經過去兩年了,不過台灣社會仍然存在著相當緊繃的氣氛,軍隊、警察和特務把老百姓壓得不得動彈,大家吃了虧也不敢聲張。」、「228事件台灣人幾乎沒有人不被影響啦!大家都有朋友、親戚,今天被抓去槍殺、抓去關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你認識的人。」

事實上,錯過乃至於伴隨而來的悔恨情緒,往往是見證、投身甚至為之紀錄書寫的最大動力。當時已恢復本名的施朝暉,不僅四處採訪、紀錄228事件的經過,更與倖存的台灣青年們一起蒐集槍枝,試圖刺殺蔣介石——只可惜,事情終究敗露,施朝暉不得不在1952年再一次地展開流亡。

而後來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歐里桑化名作史明,在1962年於東京出版了那本以台灣人立場的第一本通史《台灣人四百年史》。如今再次翻開這本書,你會訝異在那個日台阻隔、風聲鶴唳的年代,不到十年的時間,歐里桑卻已經用兩個章節近50頁的篇幅,完整描述了228事件之所以爆發的結構性因素(包括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台灣社會抵抗與講和的兩種態度,以及陳儀政府表裡不一、先撫後鎮的轉變歷程。尤其重要的,是他在書中反省與思索台灣人意識的盲點,思索挺身抗暴何以失敗的原因,以及,台灣人的未來究竟又要往何處去?

我一直覺得,這也許是歐里桑對於自己錯過228事件,沒能親身參與、見證的一種彌補吧!然而,不管是錯過缺席、挺身行動,乃至於後來以書寫作為見證,史明歐里桑其實都反映了我們之於歷史的幾種關係,而「錯過」更是我後來之所以創作〈八芝林三少年〉的主要原因(收錄於《1947之後,二二八(非)日常備忘錄》。

很多年以前,我一直期待能夠讓史明歐里桑與故舊曹永和先生重逢相會,可惜事與願違。事實上,兩個人都在回憶錄中描述了彼此,不管是童年往來,或者是再次逃亡前代借書籍的故事。而另一位早夭於1950年代的同伴郭琇琮,恰好與他們兩位形成了有意思的對照。

於是,我嘗試結合史實與虛構,重新描寫郭琇琮、曹永和、施朝暉三位台灣青年是如何地在現代、殖民、內地、本島以及「祖國」中成長,而228事件又是如何地影響了他們的人生。我技術性地分割幾個等分,雖然似乎凸顯了郭琇琮的獻身與犧牲、曹永和的缺席與沈默、施朝暉的錯過與追尋,但是實際上想要說的,則是不管介入、錯過、沈默或者是見證,每一個人在歷史當下的情境與選擇,需要的是後來更多的理解與同情、同理,而非廉價與膚淺的評斷。

同情、同理的探尋,應該才是「歷史」最核心的質地。

還有一件事情是,關於史明歐里桑1949年到1952年間在台灣組織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的故事,我們訪問時由於歐里桑一再表示要保守秘密、不肯透露再多,我們也始終無法找到事證、人證,所以只能當作猶待考證的孤例。

然而,就在史明歐里桑過世不久,我在網路上看見有人分享一則家族故事,內容提及他父祖輩原先蒐藏意圖舉事的槍枝,在遭到逮補入獄以後,部分流向就是由歐里桑等人所接手。

我很順利地與對方聯繫上,只可惜因為是上一輩的往事,他所知有限,不過能夠藉此佐證歐里桑所言應該不假,也算是了卻當時採訪團隊的一樁心願。

2020年2月14日凌晨,我搭乘廉價航空前往疫情似乎逐漸趨升的東京,到池袋新珍味履勘,為未來史明文物館——東京新珍味分館做準備。事實上,這座餐館原本在2015年時很有可能被處分、變賣,以支應史明歐里桑長年投身獨立運動所累積的債務與開銷。

然而這是一個乘載了多少台灣人故事的場所,所以當時張之豪與我們就一起發起了「#留下新珍味」的網路行動,後來也順利了保留了這一座如今需要整理、修繕的歷史空間。

其實,當我踏進歐里桑位於四樓的房間,踩在他當年書寫《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榻榻米上時,我知道,我早已錯過了她最精彩的年代。所以我們才會在「#留下新珍味」之後,繼續推動「起造國・家」史明文物館籌募計畫。

因為,歷史的意義終究來自於探尋,來自同情與同理的求索。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