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走向人群

Bob Dylan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殊榮，不少人第一直覺是感到錯愕，此間多數媒體也紛紛用「爆冷」、「跌破眼鏡」來表達不可思議之情。這樣的反應可以理解，因為長久以來，人們對「文學」的印象，幾乎都是建立在「文字表達」的基礎上，而且通常是「寫」在紙張上的東西，如今卻由一位「唱歌」的「歌手」獲得，當然意外。

文學應該以「文字」為基本表達工具，相信沒有任何專家會反對這個看法。然而，以「文字」組綴的作品如何「傳播」，則是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用唱的，或用朗誦的，甚至用戲劇的方式，都是文學傳播的重要方式，我們或可暫且稱之為「文學的展演」。透過更具感官性的展演，可以將文學（作品）傳播得更廣更遠，相信這也是無人能有異議的事實。

如果我們將眼光轉向古代，那麼上述的觀點將更形清晰。可以這麼說，在文字尚未出現之前，文學應該已經發生。以研究荷馬（Homer）史詩聞名的美國學者彌爾曼‧培里（Milman Parry）就曾指出：「文學之所以區分為兩大類，並非緣於兩種文化，而是因為有兩種形式：一是口述的，另一是書寫的。」在他的理解中，荷馬就是古代典型的「行吟詩人」，透過口頭吟詠的方式即席創作詩歌，追敘古希臘英雄阿基里斯（Achilles）與奧德修斯（Odysseus）的傳奇事蹟。在那個時代，文學的表達媒介是「語言」，組綴為「詩」，然後結合歌詠（音樂）的方式展演傳播。也因此，在西方藝術家筆下的荷馬形象，經常是與里拉琴一起出現在畫中，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繪於十九世紀初的名作〈荷馬的榮耀〉（the apotheosis of homer）可為代表。

這個傳統在西方流行久遠，浸假衍成「歌劇」這個表演藝術。在中國，這種歌、詩一體的形式同樣由來甚古。知名詩人楊牧先生的學術名著《鐘與鼓》（The Bell and the Drum: 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早已證明《詩經》的形成曾經歷過「口述歌謠」的時期，換言之，目今以靜態文字表現的三百零五篇詩，至少有一部份在古代是以歌謠的形式被傳誦著。也因此，英語世界在翻譯《詩經》時，便直接稱之為「歌」（The Book of Songs）。到了漢代，具代表性的「樂府詩」亦可「被之管絃」，與音樂結合；中國文學的瑰寶──唐詩，也一樣可以「唱」，膾炙人口的「旗亭畫壁」典故可為旁證；宋朝人稱「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永）詞」，不啻說明了詞的歌曲性質；至於所謂的「元曲」──不論是戲劇形式（劇曲）或散曲，下至明代不惜「拗折天下人嗓子」的劇作家湯顯祖等，更無一不是詩（文字）、歌（音樂），或甚至肢體表演藝術的總合。文學從文字中立體而出，云何不可？

依此看來，Bob Dylan將他的思考化作文字，再編成歌曲傳播流衍，其實是古代詩歌文學司空見慣的形式，只因我們現在習於以文字作為文學創作的基本載具，加上所謂的「現代詩」多已與音樂脫勾，音樂創作則走入通俗娛樂，以致多數人忘了詩與音樂、神話、儀式（後來發展為戲劇）之間古遠的密切聯繫。一如許多有識者所見，實則Bob Dylan不僅是歌手，他同時也是「詩人」，或者我們可視之為當代的行吟詩人吧。

Bob Dylan為何得獎，他的作品是否足以勝過其他早被列在諾獎推薦名單中的作家，筆者不敢置喙；但他以歌手的身分獲獎，至少在我看來無可懷疑。而若說其意義何在？依我陋見，與去年得獎的白俄羅斯作家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Святлана Алексіевіч）相當，似乎都在宣示著文學走向人群的意義。亞氏以其流暢的報導筆法深探車諾比核爆的悲慘世界，沒有艱澀難解的情節，也沒有故弄玄虛的筆觸，平實近人地複寫一個又一個令人讀來鼻酸心碎的故事；Bob Dylan的曲詞雖有詩化的傾向（至於何謂詩化，是另一個問題），但絕不隱晦費解，而是舉重若輕地催促聽眾反思現象背後的意義，這點，觀者自可從他傳唱千里的名曲Blowin' In The Wind中一窺究竟。諾獎肯定這般貼近群眾的文字平易之作，或許正說明文學自古以來與升斗之民不可分割的原初型態──詩、歌謠、戲曲，無一不是向普羅大眾敞開，而這也是文學足以生生不息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