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鹿港龍山寺單彩工程思考傳統技藝斷裂

去年5月龍山寺單彩爭議讓許多鹿港人起身關注這座地方悠久且重要的文化遺產，熱烈程度可以說是當今台灣社會少見。正因為施工有了爭議，而讓我們看見修復背後的傳統技藝斷裂現象，透過龍山寺單彩修復案，值得我們今日重新省思台灣文物修復問題。

首先我們先回溯過去龍山寺是如何整修的。

在清、日治時期間，龍山寺的修復一直是民間郊行（清）、商行（日治）重要的大事，這是資本家面臨資本剩餘時所採取的行動（同時又能夠獲得鄰里間好的聲望），地方具名望的士紳、資本家挹注資金所主持的修復工程，聘請來的也都是當時最頂尖的工藝匠師，各領域匠師間也因此相互在技藝上競鬥，所以說，鹿港深厚的工藝底蘊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被養成的：「先有修復產業，才有工藝文化。」

然而今天的條件變了，自從鹿港龍山寺成為國家指定的古蹟後，這座建築必須遵照母法〈文化資產保存法〉所規範，其中最重要的修復工程（依據文資法第29條），事實上則是透過層層的發包程序，讓各家工程公司競標施作，這裏出現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當今的行政程序讓傳統的文化技藝產生了斷裂」。

去年的單彩爭議後文化部即要求工程公司停工（新聞），並且由文化局文資中心委託雲林科技大學接手進行彩繪調查。2016年7月30日，文資中心為龍山寺郭新林彩繪作品進行科學方法的調查說明會，目的是為了找出去年爭議的「郭新林原色」，並且針對整體的彩繪進行加固、修復，進而保存，透過漢寶德70、80年代的龍山寺調查來作為背書（但漢氏畢竟是建築師，在他的調查報告書裡根本不太談彩繪），作為行動背後的論述基礎。首先我個人是相當尊敬郭新林前輩的門神彩繪，但今日文資局對於古物修復的態度，我認為根本性的問題仍在於：「為何今日我們總是談『保存的技術與方法』而不思考『如何創造（作）』？為何今天龍山寺就只能停留在郭新林，而在當今台灣／鹿港社會中卻無法孕育出下一位得以擔當大廟彩繪重任的藝師？」

今日文化部依舊是將龍山寺彩繪修復視作「工程問題」，由裕元教育基金會作為主要（寡頭）出資方，希望透過一次性的工程讓彩繪性問題一次解決，這是根本是扼殺傳統技藝的行為，讓修復受到「工程發包」的過程而永遠的專業化、官僚化，最後脫離民間。

我認為文化部必須將每一次龍山寺的修繕視為「傳統技藝工作坊」，將之日常化、頻率化（日本京都的清水寺，整修根本是日常風景），並且讓學院知識、民間業界、以及地方傳統匠師能夠有效的交流技藝，甚至得更具有國際視野的舉辦國際級的古蹟修復研討會等，透過台灣經驗（如特殊氣候下的維護）與世界交流，我認為文化修復要做的應是建立起「屬於台灣的修復工法與精神」。古蹟修復的人才必須培育，而官方更必須積極建立起這串「傳統建築修繕的產業鏈」，最終讓技藝能後回到民間，甚至讓青年能夠留在鹿港就業、生活。

在過去，台灣的廟宇藝術是由民間長出來的文化結晶，其背後是因為地方有修廟的需求、兼具品味的資本家們願意集資修繕，在過程中而有了工藝的「地方性格」。

今日鹿港龍山寺仍舊可惜在於斷裂的地方技藝傳承（派別、相輕問題），最重要的事，我認為還有一個「不為文化」的廟務管理委員會，今天委員會作為廟宇的「管理單位」，但其「寺廟管理委員會」的組織章程卻是隸屬於內政部，所以有個根本質疑是：「為何龍山寺文化上的主管機關是文化部，但卻又必須經過一個不經他管轄的廟務管理委員會呢？」這又是另一個大問題，需另外再述。

我常在杉行街遇見一位滿是白髮的地方耆老，他說他從小就在龍山寺長大，在戲台、廟宇屋簷爬啊跑啊，對這座廟宇的記憶之深，如今看著龍山寺一寸一寸的腐朽敗壞感到不捨，於是老先生每天都去巡視廟宇的每一根樑柱、每一幅彩繪、每一具石雕，一看到管委會施先生就去和他說：「你看啊！彩繪又剝落了吶！」

到底我們如何讓地方群眾對於一個空間的記憶與情感，回應到現行的法規上，或者創造出一個更得以讓文化遺產永續存在的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