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在寫小說的時候】煞氣a被殖民者陳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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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超級星光大道的年代

不得不說,陳千武真是超狂的。

1938年,就讀台中一中二年級的學生陳千武,穿著制服、背著書包、拿著他這學期的註冊費走出了家門。好幾個小時之後,他的家人才發現這位同學根本沒去上學,而是坐上了一班開往日本的輪船。

因為他覺得自己應該要成為一名歌星。

既然要闖蕩歌壇,當然就不能留在台灣,他要想辦法去東京打天下。不知該說幸運還是不幸,他那小有人脈的父親得知此事之後,緊急請人拍發電報給船長,在陳千武下船前一刻截住了他,原船帶回台灣。陳千武少年時期的明星夢就這麼斷了。

明星夢斷了,但文學夢可沒有。陳千武的故事,其實正是千百名在日本時代被殖民者壓制,卻又稟賦優秀的台灣人的故事。他們一方面飽受欺凌、壓抑,對殖民地社會的雙重標準十分不爽;一方面卻又不放過任何體制內嶄露頭角的可能性,而且眼光總是注視著更高一階的世界舞台,大有一種縱橫地球的氣魄。就讀台中一中時期,陳千武人長得帥、是柔道部的主將、又能順暢地使用日文創作,還受邀加入某個詩社,整個詩社只有他一個台灣人,而他自認為程度不輸給裡面任何一個日本人。在林政華的〈陳千武先生年譜〉中,陳千武16歲那年的那個條目下,寫著:「和謝姓同學在台中公園邊賃居,住了一學期,喜看小說、交女友。」是的,他把「交女友」寫成興趣,這當然帶有某種老一輩男人的沙文感,但同時也可以看到這個人的個性,根本狂到要滿出來。

而且這並不是年少輕狂而已──這份年譜發表於2003年,「交女友」這樣的細節很顯然只可能出自於本人的口述,而當時陳千武已經超過80歲了。

你看我沒有,我偏要做給你看

陳千武的整個人生,幾乎都在這種「被殖民者欺凌」和「你看我沒有,我偏要做給你看」這兩條軸線中絞纏前進。高三的時候,身為柔道部主將的他,聯合劍道部主將陳嘉豐兩人,動用自己在校內學長學弟制的威信,帶頭抵制皇民化運動中的「改姓名運動」。等到校方發現校內學生改姓名的「業績」異乎尋常地低時,才循線找到了這兩名首腦。在強大的業績壓力下,校方只得決定軟禁這兩人,以免他們繼續在校內散發影響力。這個例子本身就極富有象徵意義:陳千武作為一名台灣人,在日本人形塑的校園文化(學長學弟制)和日本人大力推廣的運動項目(柔道)中表現優異,表面上看來好像是他屈服於日本的殖民體制了;但他卻又反過來利用在此累積的優勢對抗日本人。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被殖民者的複雜性,妥協與頑強、屈從與對抗時常是互為表裡的。

1943年,陳千武成為台灣第一屆「特別志願兵」,加入了日軍侵略東南亞的部隊。據他的說法,他其實根本沒有「志願」,而是在徵兵幹部和警察的威脅之下才簽了志願書。但同時,陳千武在言談中也一直非常自豪,他從二等兵開始,一路因為表現優秀而升上了兵長。(又是一個被欺凌,但我偏要做給你看的腳本)也因為這段戰爭經歷,「密林」從此成為他詩作中反覆出現的意象,他也寫了《獵女犯: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這一系列的戰爭小說。(當然,喜「交女友」的他,在裡面寫了好大一群橫跨各個種族的女性角色。)

在日軍無條件投降後,陳千武所屬的部隊劃歸給英軍管轄,在東南亞的幾個城市之間輾轉流離,才好不容易被遣送回台灣。他要到好幾年後才會知道,日本殖民時代雖然過去了,但在台灣等著他的卻是另外一個與殖民政權幾無二致、而且更加粗俗鄙陋的中華民國政府。1946年,他在雅加達等待遣返,同營的台灣人開始學起了「國語」──因為他們早就風聞,在台灣改朝換代之後,他們最慣用的日語將要全面毀棄了。但可能是師資、教材都很缺乏的關係,他們的「國語」還是學得很差,陳千武只在老師的要求下學會默寫〈國父遺囑〉。他每次提到這件事,總是不無諷刺地,把背誦〈國父遺囑〉這件事,與日本時代要背誦天皇的〈教育敕語〉的事情相提並論。

戰爭和殖民都結束了,但一個新時代並沒有開始,台灣人反而像是駛入了另外一條更泥濘的航道。

讓語言來找我們

陳千武和前兩篇我們談過的鍾肇政、葉石濤屬於同一個「(被)跨語」世代。他們都在日本時代經歷完整的日語教育,因而在戰後國民政府粗暴禁絕日語的政策之下,硬生生被折斷了作家之筆。他們都經歷了一場十數年左右的「復健期」,大概要到1960年代左右才開始重新回到文學創作之路上。1946年年底,陳千武剛被遣返回台灣時,正因為語言能力的問題找不到工作。後來被介紹進入林務局,需要考「國語」科。正當陳千武覺得自己應該要洗洗睡的時候,主考官出題了,總共只有一題:

默寫〈國父遺囑〉。

真是一個適合罵髒話的時刻。

因為這樣的好運氣,陳千武進入林務局八仙山林場工作,負責管理1500名伐木工人的人事工作。在南洋戰爭的末期,他也曾經被日軍派去管理500名被徵調來種玉米、補給軍糧的當地原住民。因此不難想像,這個工作他基本上勝任愉快,除了剛開始寫公文很不順,需要隔壁同事先寫好給他抄以外。由於林務局的公務員多以外省人為主,沒辦法和以台語、日語為主要語言的伐木工人溝通,陳千武更加成為重要的樞紐。但也在這段期間,因為拒絕了人事室長官要求他刺探伐木工人的政治態度的命令,因而在「安全紀錄」上留下了「污點」。在往後十數年,他幾度申請出國,都因為有這樣的「政治污點」而受阻。

1960年代之後,重拾文學創作之筆的陳千武,面對語言轉換的困擾,卻和他同輩的其他本省籍作家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應對態度。無論是鍾肇政還是葉石濤,他們筆下的中文乍看之下雖無問題,但以比較嚴苛的文學創作標準看來,都是缺乏風格和意趣的寫法。他們可以寫得很工整、很文雅,就像我們初學英文時,永遠只能寫出文法完整、但以此為母語的人會覺得笨拙的句子。這兩人也對此深有自覺,因此都在不同的場合說過,他們認為自己無法成為一流的作家。(倒是許多眼力奇差的台灣文學研究者看不出這點)這是因為他們畢竟都不是在中文的環境下長大,後天無論如何磨練,書寫上總是有其極限。作為一個作家,讀盡了世界第一流的文學作品,卻因為政治因素而只能看著自己寫下生硬的文字,這或許是比窮苦貧困還要更難忍受的拖磨。

但陳千武不同。或許是因為他身為詩人,對於煉製文字的心法要比葉、鍾二人有更多的體會,他似乎很快就知道,像他這樣的「(被)跨語世代」作家,如果把全部精力拿去「把國語學好」,這無疑是死路一條──你要怎麼憑著標準中文,去跟當時文壇上那些外省作家競爭?你標準也標準不過他,耍花槍也沒有人家的靈活,那是以短擊長,註定落敗。他的策略更傾向於「破罐子破摔」:好吧,我中文就是破爛,我偏把它砸得再破爛一點,看能不能摔出一點你們這輩子從未見過的紋路。這是劍走偏鋒,大概也只有像陳千武這麼煞氣又充滿自信的創作者才敢走這道偏鋒。

於是,當所有與他同世代的作家,都在苦苦追逐國民政府強行移植的「標準語言」時,只有他一人霸氣地說:「我們要讓語言來找我們。」

把中文改造成台灣人獨有的樣子。總有一天,要換你們倒過來追逐我們。

齊開你我前程

可想而知,這樣心高氣傲又才華洋溢的陳千武,在戰後的戒嚴環境裡面過得不會太愉快。但即使在這樣的壓抑環境中,他還是有辦法做什麼像什麼,把一切都搞大。1964年,日本時代的老前輩吳濁流決定創辦一個本土作家專屬的文學雜誌《台灣文藝》,邀請了包括鍾肇政、陳千武在內的一群本省籍作家開會討論。這本雜誌後來主要由鍾肇政掌舵,從中挖掘了大量的新秀小說家,包括葉石濤也是剛好在路邊買到一本《台灣文藝》,才曉得「原來台灣作家已經集結起來了」而有復出之志。雖然這本雜誌如此重要,但不管是吳濁流還是鍾肇政,都有一個從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偏見:他們認為,所有文學類別中,小說是最重要的,詩歌僅是「其餘」。再加上吳濁流本人是一名擅長古典詩的舊詩人,更是看不起現代詩這個文類。

受此座談會的刺激,陳千武並沒有加入《台灣文藝》的編輯陣容,反而另外糾集了林亨泰、趙天儀、杜國清、白萩等詩人,另組了「笠詩社」,發行《笠詩刊》。事實上,這兩個文學團體在美學上、政治立場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同樣是強調本土的、寫實主義的路線,但由於主事者的類型偏見,從此就一分為二,成為戰後本土文壇的兩大陣地。雖然在刊物企劃上偶有交會,但《台灣文藝》大致上就是以小說為主力、《笠詩刊》基本以詩歌創作為主力。陳千武長期都是笠詩社的核心成員,推動各項社務。從1964年開始,他開始不斷將日本的詩論、詩作翻譯成中文,包括三好達治、西脇順三郎、高橋喜久晴、田村隆一等人:同時也將「笠詩社」同仁的詩作翻譯成日文,透過互有往來的日本詩人傳播出去。以日本的詩人社群為起點,笠詩社也逐漸將觸角伸向韓國,多次參與了台、日、韓三國聯合的亞洲詩人交流活動。在戒嚴時代的封閉環境下,輸入國外的文學資源已是難事,陳千武等人還能逆向輸出,這更是不容易的事。

陳千武中年以後,頗有一種暖身完畢,火力全開的氣勢。他同時寫詩、寫小說、寫評論、參與文學社團、投入兒童文學的撰寫,還翻譯了不少作品。(包括《星星的王子》──沒錯,就是聖伯修里的《小王子》,那是台灣第三個譯本)1970年代,他的堂兄陳瑞堂選上台中市長,他被延攬入市府工作。在這段期間,他結合了企業的捐款,設立了「台中文化中心」,並且以此為據點舉辦地方的藝文活動。現在在台中市一中街附近的「文英館」,它的前身就是這個文化中心。這是全台灣第一個文化中心,後來其他各縣市之所以仿效跟進,就是因為蔣經國來台中視察時,覺得這個模式不錯,就順帶「收割」成他的「十二項建設」之一,下令全台各縣必須成立。隨後,更在中央層級,設立了現在文化部的前身「文化建設委員會」。

但在同一時間,陳千武一方面於體制內大顯身手,一方面卻又透過詩作表達出他對政府的不滿。諸如《媽祖的纏足》的多首詩作,都看得出他對戒嚴體制的滿滿怨念;《獵女犯: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當中,只要是提及戰爭結束之後,台灣人的未來,字裡行間馬上就會浮起滿滿的苦笑。

在閃靈樂團描寫日本殖民時代的〈皇軍〉一曲當中,有段奇妙的歌詞:「大港起風湧 / 堂堂男兒欲出征 / 氣勢撼動TAKAO / 齊開向你我前程⋯⋯」如果對日本殖民時代的複雜性不夠清楚,也許會覺得很難理解:被徵召成為皇軍,這是要去當殖民者的炮灰,為何閃靈會用這麼氣勢滂礡的詞句來描寫這段故事?「齊開你我前程」,到底迎向的是怎麼樣的前程?但只要回頭印證陳千武的故事,我們就能看出,這底下充盈的是被殖民者的硬氣。不管在日本時代,還是中華民國在台灣時期,像陳千武這樣秀異的被殖民者,都是頂著政治結構的沙塵暴在荒野中行走的。從後見之明來看,我們當然可以批評他缺乏更廣遠的結構視野,缺乏絕對的意志,與殖民者徹底決裂,也當然可以把他的志願兵經歷和戰後體制內經驗視為某種妥協和投降。但如果只是這樣看,那就太浪費他活出來的這則故事了。

那是赤腳走過荊棘地時,也不喊一聲痛的意氣。面上全是不在乎的神情,衝著殖民者一笑:你看,我這不是做到了嗎。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