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在寫小說的時候】這個局葉石濤已經佈了一輩子之久

年表上的詭異條目

如果你翻開葉石濤在1975年，自己修訂的生平年表時，會看到「1951年」這個奇怪的條目：「因事辭去永福國小教職。杜門不出，自修自學三年。」這行前言不搭後語的記述沒有任何解釋，像一個突兀的括弧，包住了一段空白的日子。那年葉石濤二十七歲，過去幾年曾用還不太流暢的中文，寫了幾篇文章。但在這一條目過後，他突然停筆不寫了，要直到整整十五年後，他才再次發表新作。

直到比對解嚴之後的資料，我們才會發現，那三年「杜門不出，自修自學」的日子，其實是因為被白色恐怖牽連，吃了牢飯的三年。而其後空白的十二年，則是他減刑獲釋後，帶著案底，在社會上四處碰壁、流離貧困的時期。我不知道在數十年後，作家已年過半百，當回想起正當青壯的二十歲末尾時，心理閃現的念頭是什麼。我們能看到的，只有最後他留下的這行啟人疑竇的記述。

因事、杜門、不出。自修、自學、三年。

這行字的筆法，幾乎就濃縮了葉石濤的一生。

就在這行字之後，葉石濤徹底成為了他年輕時不可能想像到的人：一名守護台灣本土文學的，寫實主義的評論家。他出道很早，在1940年代的中學時期，就以天才少年之姿，師從當時文壇的兩大山頭之一的西川滿，寫了一些旖旎浪漫的小說。當年的他熟讀日本和法國的文學作品，相信文學追求的是藝術性，而對於其他台灣作家主張的「文學應該反映現實」不大同意。但隨著年事漸長，經歷了家道中落、二二八、白色恐怖、貧困悲苦的日子後，他卻轉投了當年他不同意的陣營──他開始認為，文學確實應該要反映大多數民眾的現實困境，成為一個堅定的寫實主義者。

親眼見過、親身體會過之後，就沒辦法再對人世間的苦難視而不見了吧。

本土文學的兩根柱子

當然，葉石濤並沒有放棄小說創作，但就像他的同代人一樣，他的小說偶有可觀之處，但受限於語言轉換和文學觀念的演變，大部份的作品都不再是我們會視為一流的作品了。然而，相對於此，他的文學評論卻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無可取代的歷史地位。他和同齡的鍾肇政並稱「南葉北鍾」，是戰後本土文壇的兩根柱子。我在〈因為鍾肇政不只想到他自己〉 這篇文章提過，鍾肇政擅長的是組織、攻略發表和出版的陣地，並且將之分享給其他本土作家，從體制裡撐出本土作家的生存空間。而葉石濤在1965年復出文壇後，則迅速補上了「文學評論者」這個非常重要、當時卻沒什麼人能扛起來的位置。幸虧有這兩人的分進合擊，台灣的本土作家才能在肅殺的政治環境與文化資本極弱的情勢之下，逐步打開局面。

為什麼「文學評論者」這麼重要？如果說鍾肇政的工作是幫當時幼弱的台灣文學構築陣地、挖掘戰壕，那葉石濤這樣的文學評論者，所提供的就是空中火力支援。作家寫出作品，需要發表的空間，這由鍾肇政來張羅；而當作家的作品發表出來之後，葉石濤所提供的評論，就同時肩負了向讀者詮釋作品的價值、刺激作家繼續精進，以及為更深層的論述和學術研究做準備的任務。（最後一項其實是種有些荒蕪的努力：當時其實並沒有任何學者會來研究台灣作家，在可見的未來似乎也沒有任何轉機，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文藝體制看起來鋪天蓋地、永世不移，因此我們可以想見葉石濤是抱著怎樣堅韌的期望在寫這些文章的）事實上，一部文學作品的價值，往往就是在這樣的反覆評論中慢慢確立下來的；但當時的台灣本土作家處於極端弱勢的狀態裡，除了葉石濤，很可能根本不會有夠本領的文學評論者去細讀。如果沒有葉石濤扛起這個位置，就算本土作家寫出了好作品，也註定被埋沒在茫然的字海當中。

平心而論，葉石濤的文學評論缺乏學術方法的嚴謹性，靠的是他廣泛閱讀各國文學作品所養成出來的品味去參照出作品的特出之處。但他畢竟是曾經在日治時期文壇活動過的人，對於當時各種評論和文學資源的活躍程度深有了解──那是即使到今日的台灣文壇，都未必能及的健全體制啊。以此經歷面對戰後彷彿核彈災區一樣，被政治力全面夷平的台灣文壇，想必有不能不一肩扛起的急迫感吧。畢竟比他年長的吳濁流、龍瑛宗等作家，浸淫日文更深、幾乎不可能在中年「轉語」，成為嫻熟於中文的寫作者。葉石濤剛好搭上了那段歷史的末班車，卻又因為出道早、年紀輕，還有餘力磨練自己的中文。於是，葉石濤結合中文能力，和見識過日治時代文壇的視野，成為貫通1945年大分水嶺的一條隧道。

因此，如果你去觀察葉石濤寫評論的模式、筆法，以及他所參與的文學活動模式（比如找幾名作家，舉辦閉門座談會，討論某位作家的重要作品，事後再把記錄刊登出來），就會發現帶有濃濃的日治時代遺風。

政治鋼索上的匐匍前進

然而，從現在的觀點回頭去讀葉石濤的文學評論，或許會讓像我這樣的讀者感到本能性的不適──因為你會在他的文章中不斷讀到「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台灣作家都是帶有民族意識的」、「鄉土文學就是三民主義文學」這類陳腔濫調。我初讀這些評論時，確實感到非常不耐煩；即使在我還是個第一代689的學生時期，我仍覺得這些完全跟文學無關的陳述十分莫名其妙。而這些字句，也曾讓許多本土派懷疑他的忠誠度。

但如果你完整讀完他的評論，你會發現這其實是葉石濤在肅殺的戒嚴時代，用一種匐匍前進的姿態走政治鋼索的結果。

有兩個觀察點，可以讓我們看見葉石濤真正的心思。

第一處是他的修辭順序：在這些文章裡，當他覆誦完上述黨國咒語之後，一定會接著說：「但是在台灣的自然環境和歷史背景下，台灣文學 / 省籍作家 / 鄉土文學形成了獨特的風貌⋯⋯」也就是說，他念茲在茲的，還是台灣文學的在地性和本土性，只是他身為一個因白色恐怖入過獄的作家，活在戒嚴時代，必須先唸幾趟咒語來自保。

這點也可以從他如何建立「鄉土文學─台灣文學史」的論述看出來。他很早就立志要為本土作家寫一部有規模的台灣文學史，但在1965年，他寫的第一篇相關文章是〈台灣的鄉土文學〉。然後到了1977年，類似的觀點擴充新資料後，他寫了一篇〈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這兩處標題的變化是有玄機的，首先是把「的」拿掉，就讓「台灣」從一個中性的修飾詞轉變成一個共同體的名稱（如果是「台灣的」鄉土文學，那仍然可以解釋為附庸與國的台灣省，所產生的東西）；其次是「史」字的出現，透露了為這個共同體建構身世，以與「他者」分庭抗禮的意念。1965年這個標題，呼應的是仍然高壓深重的戒嚴時代，民間沒有力量突破；而到了1977年，由於退出聯合國的政治影響，中華民國政府面臨飄搖局面，加上知識份子關懷現實的傾向已成主流，葉石濤就向前「踩線」了一點。〈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發表時，「鄉土文學論戰」剛剛爆發，可以看得出來葉石濤的這次出手，是審度過時機的。再過十年的1987年，葉石濤再次發表了同一系列的評論──這次直接寫成一本書了，即為《台灣文學史綱》。這是解嚴前夕，但當時的人們還不見得能夠預知這點，葉石濤再一次用力踩線了。你可以看到，最後一次改動，連「鄉土」這個屬性都拿掉了。此一命名的宣示意義非常明顯：「台灣文學」終於可以拿掉所有遮掩，明明白白站在眾人面前了。在葉石濤的脈絡下，「台灣的鄉土」本來就是一個帶有冗贅字眼的詞彙，若非政治的壓抑，他想說的一直都是「台灣」。

就算只從1965年算起，這個局葉石濤也已經佈了二十年之久。

不只聽其言，還要觀其行。除了上述一系列「從鄉土到台灣」的戰略突破外，葉石濤最紮實的貢獻，是他的單篇作家評論以及引介。你只要稍微翻一下七巨冊的《葉石濤全集：評論卷》，就震懾於這人閱讀之勤、觸角之廣，以及最重要的，大局觀之清晰。他的評論有三個方向，一是大量評介日治時代的作家，把被1945年大分水嶺切開的文學史補起來，而這是台灣戰後作家普遍欠缺的文學史理解。二是評介日本、韓國、蘇俄、法國、義大利、英美乃至非洲的世界各國作品。當然，他主要透過的是日譯本，但某些作家他接觸之早，恐怕要令當代文青咋舌。比如早在1980年代，他就讀過了亨利米勒和約翰・厄普戴克，並且為文評介後者。

第三個方向毋寧是更具有本土意義的：他從1965年復出文壇開始，就大量撰寫台灣作家的評論。就算零星散論不計，只看有專文評論者，至少就有張文環、吳濁流、鍾肇政、鍾理和、黃靈芝、李喬、七等生、鄭清文、黃娟、季季、林懷民、林海音、聶華苓、陳映真、許振江、吳錦發、舞鶴、黃凡、陳燁⋯⋯這份名單還可以再拉得很長。幾乎可以這樣說，當台灣的學術體制完全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處理台灣文學研究時，他一個人就是一間文學研究所。這樣的名單一排出來，葉石濤的立場就很清楚了。那些黨國咒語很顯然就是功能性的「護身」而已，他作為評論家的問題意識和評論行為，形成一系列「為台灣文學而評」的文章。

身為曾經「杜門不出，自修三年」的政治犯，葉石濤一定比誰都清楚，在這種政治鋼索上失足會發生什麼事。但他還是這麼做了。

就像在2002年的一次座談會上，葉石濤提起張文環時，曾說：「張文環在那個時代，因為他是台灣人的代表作家，他不得不做很多不應該做的事情⋯⋯他站在那個position不得不講。」葉石濤年輕時師事的西川滿，剛好就是站在大部份台灣作家的對立面，與張文環打對台的。幾十年來，人事流轉，誰也沒想到當年滿腦子浪漫想法，甚至寫文章攻擊張文環陣營的文學少年，竟會成為撐持台灣本土文學、寫實主義文學和鄉土文學的那個「代表作家」。當葉石濤寫下那些黨國咒語時，一定也曾經想起過張文環的處境吧。文字即戰場，這也是另外一種陣地戰。

戰術與戰略擘畫者

順著上面的討論，我認為可以把葉石濤視為「台灣文學」這個領域能夠浮出水面，最重要的戰略與戰術擘畫者。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文學立場，都應該能夠看到他打的是一個怎樣艱難、漫長的逆風局，而且還是在「政治犯」這樣的案底之身完成，這樣的局需要多強的意志和知識準備去對抗。

我在清大台文所的恩師陳萬益老師，曾經就有過一個貼身的故事，很可以看出文風溫文和藹，自比為「甘草」的葉老，內心燃著的是什麼樣的火焰。那是在《台灣文學史綱》剛出版的時候，陳萬益老師訪問葉老，問道：「外面有學者說，您這本文學史很不嚴謹，對這點您有什麼看法？」

只見葉老極其罕見的勃然變色：

「你們搞清楚，我是寫小說的耶！是你們這些學者不敢寫，才讓我不得不出來寫。」

是的，這是一個沒辦法讓人專心寫小說的國家。或許，葉老就如他的自述所說，很早就認清到自己不可能是第一流的作家。但他沒說的是，那不是因為他的才份不足，而是語言轉換的傷口、政治環境的壓抑，使得他生而為那一代的台灣人，注定難成巨匠。所以1965年復出之後，他整段文學活動的最精華時段，慢慢就從創作、評論雙棲，轉移到越來越高比例的文學評論之上，或許不只是單純的個人選擇。

他從一開始就想好了吧。如果他那一代人無法成為巨匠，那他至少要以一己之力，掃平面前的阻礙，讓之後的台灣作家，有機會成為他們既夢想、又不敢夢想那樣的第一流作家。

這個局佈了不只二十年，就看我們怎麼接著玩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