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爛／濫了的《忠臣藏》──淺析《日本最漫長的一天》

書名：《日本最漫長的一天》

作者：半藤一利

譯者：楊慶慶、吳小萍、吳小敏

出版社：八旗文化

時間：2015年8月

1945年8月15日迫近正午，陽光如赤焰紋身，但幾乎全體日本國民都聚集於收音機前，耐心等候決定日本命運的「玉音放送」。十一點五十九分，播音員和田信賢劃破靜寂：「從現在開始，進行重要廣播，請全國的聽眾起立」。其後由情報局總裁下村宏宣布：「誠惶誠恐蒙天皇陛下對全國國民宣佈詔書。接下來，請謹聽玉音」。接著《君之代》樂音奏起，樂音甫落，便傳來：「朕深鑒於世界之大勢與帝國之現狀，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殘局，茲告爾忠良之臣民……」

上述「玉音放送」那一幕早已成為戲劇、小說用以宣示日本投降的必備影像；然而絕大多數人可能不知，前此廿四小時，日本陸軍一些少壯派佐（校）級軍官企圖政變，不但殺了近衛師團長森赳，且偽造命令調遣近衛師團的部分兵力進占皇居，是為「宮城事件」。但因陸軍省的首腦們及戍守關東地區防務的東部軍不願協同叛變，加上政變軍官始終找不到天皇錄製《終戰詔書》的玉音盤，於是，「玉音放送」如期宣示，而叛變的軍官其後自殺（畑中健二、椎崎二郎、古賀秀正、上原重太郎等），然而有幾個陰謀策畫者（竹下正彥、井田正孝、窪田兼三）活了下來。

日本陸軍青年將校導演的「宮城事件」，布幕、人物、情節似曾相識。事發之初，近衛文麿公爵立即聯想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二二六事件」係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最大的軍隊叛亂，青年尉級軍官襲擊六重臣，致內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身亡，侍從長鈴木貫太郎重傷，首相岡田啟介、前內大臣牧野伸顯僥倖脫逃。最後，因為天皇裕仁態度強硬，陸軍首腦不敢附和叛軍要求，以及海軍的強力反制（被襲殺的重臣多為海軍元老），事情很快落幕，然而此事件反倒讓法西斯更形猖獗，軍方勢力已難遏止，日本就此走向戰爭敗亡之路。

而從「二二六事件」到「宮城事件」有三個重疊的重量級身影必須一提：一是日皇裕仁。「二二六事件」初起，儘管有陸軍首腦們的延宕、縱容，由於裕仁意欲敉平叛亂的意志強烈，所以統帥權之用發揮到極致，戰後他曾回憶：「經歷與田中（義一）內閣之間的不愉快經驗後，我決定在決策前一定要等候顧問群提出意見，不要逆其建議而行。我只有兩次積極地執行自己的主意，一次是這件事（二二六事件），一次是終止戰爭。」若非在最後關頭，裕仁以「聖斷」接受《波茨坦宣言》，否則陸軍部門還想進行「戰到一兵一卒」的玉碎行動。但也因為統帥權的實質存在，致有關裕仁的戰爭角色、戰爭罪行終其一生都爭嚷不休。

另一個樞紐人物是海軍元老鈴木貫太郎。「二二六事件」身負重傷的他，奇蹟似的活了下來，到了1945年4月受命組閣，他即決心排除萬難結束戰爭。他力擋阿南惟幾、梅津美治郎、豐田副武三大鷹派代表，讓日皇裕仁以「聖斷」接受《波茨坦宣言》。待八一五之後，鈴木立即宣布內閣總辭，祇因歷史任務已然達成。倘使「二二六事件」當時，率叛兵襲殺他的安藤輝三再補上一刀，那終戰該如何畫上句點恐又是一番波折了。也許早在「二二六事件」時就擺好命運棋譜，而彼時撿回一條命的鈴木就已參透禪機了吧！

第三位則是海軍將領米內光政。一般而言，日本海軍將領遠較陸軍頭頭深明大義、較諳世界趨勢，米內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三人被目為海軍反戰鐵三角，「二二六事件」初起，米內、井上就迅速讓軍艦駛離軍港，並封鎖東京灣，隱約陸海軍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由於米內親英美反軸心集團的色彩鮮明，所以陸軍向來仇視他，戰爭末期他擔任海軍大臣協助鈴木貫太郎力求停戰，沒有米內，鈴木將難以施展。

相較於海軍將領的「開明」（這是比較級，畢竟日本海軍在其帝國主義海外拓殖中扮演的角色和負擔的罪責，絕不少於陸軍部門），陸軍則顯得作繭自縛。「二二六事件」中血氣方剛的青年軍官，「宮城事件」裡的叛變主角，都不認為自己是逆賊，他們始終以「尊皇討奸」為己任；弔詭的是，「二二六事件」的「討逆」主軸是要讓天皇親政，裕仁卻直接打臉，並將他們打成逆賊，致使他們至死都覺含冤莫名；至於「宮城事件」的青年軍官，根本上就是要違逆皇恩，卻又說不清楚，以致演了一齣荒謬劇。這一切可讓人聯想到馬克思的名言：「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

「二二六事件」當然是悲劇，但「宮城事件」的鬧劇可能不會止。

尼采所言的「永劫回歸」（eternal return），其實是日本武士永遠の咒。這種怨咒寄生於《葉隱閒書》、佐藤信淵等的思想體系裡萌芽再生，更明確的回歸指涉就是《忠臣藏》。這一事件發生於十八世紀初，赤穗四十七浪士（以大石內藏助為頭人）為主君淺野長矩復仇，忍辱負重最後集體行動襲殺了吉良義央，事後四十七人被命令切腹自殺。事件半世紀後，先以人形淨瑠璃演出，廿世紀後以小說、電影、電視、動漫形式出現者早就難以計數。

評論家加藤周一指出，《忠臣藏》復仇集團的目標在行動伊始就已固定，集團本身的知性僅用於如何保持集團的團結，和如何朝著最初設定的目標進行，根本不曾用來修正最初的目標。這和日本人即使在經歷毀滅性的二戰後，不少人依舊不會去批判戰爭的目的，祇會在枝節、語彙裡打轉，這就是「忠臣藏症候群」。思想家鶴見俊輔更把這症候群和鎖國性連結來談。

看看以武士精神傳人自居的舊日本陸軍，就是不斷複製《忠臣藏》的戲碼，才讓自己陷入悲切惡境，更造成世人無盡的苦厄。日本將校和中國軍人不同，他們之中才智聰明者（如昭和三大參謀的石原莞爾、辻政信、瀨島龍三，中國軍人根本難以望其項背）不絕如縷，但由於死抱著忠君愛國的封建意識，仇視現代的國民國家，以致養成不負責任的下剋上惡習。可惜，青年將校雖然以《忠臣藏》為懸念，但領導者大石內藏助卻是個虛擬個體。

「二二六事件」青年將校想擁立真崎甚三郎、荒木貞夫，但此二人及其他「皇道派」將領都彼此觀望，最後在裕仁堅決鎮壓叛亂後，個個不敢妄動，以致「二二六事件」是齣沒有大石內藏助的悲劇；至於「宮城事件」，青年將校強行要陸軍大臣阿南惟幾扮演大石一角，阿南既阻擋不了青年將校的盲動，又無法違背「聖斷」，終究祇有自殺一途。更反諷者，兩次《忠臣藏》的Cosplay，本意是為主君（天皇）擴權保位，結果反遭主君定罪論死。尤其，「宮城事件」是齣除了極少數青年軍官在鬧事，全民都無餘力想看這一爛戲。倘使鎖國性未解，今日依然衷情於《忠臣藏》而無悔者，大概永難理解近代的四十七浪士究竟錯在何方了！

同名改編的電影《日本最漫長的一天》早於1967年就上映過（東寶，三船敏郎擔綱主演），而今適逢二戰終結七十周年，重新再製的另部同名電影刻在日本上映（松竹，役所廣司領銜）。有意者若以各式版本的《忠臣藏》、《二二六》（五社英雄執導）摻入對比，或會有恍如隔世之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