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說書】作為「鎖國共同體」的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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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巴拿馬別戀,再度激盪出志士仁人關於中華民國/台灣的愛憎情結。於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新思惟不斷產出,或許諸多是烏托邦妄念,但衝撞才可能從疑無路的黯黑中尋出光源;反之,那些心向中原的所謂華裔子民,就此譏諷民進黨政府因為不接受「九二共識」所以走不出去。實則,這群子民是背向山壁內側,誤以為壁上投射的就是光源所在,他們才真是鎖國思惟的信仰者。

不知何時開始,台灣的藍營泛統成員開始大量操弄「鎖國」這個字眼。可以肯定的是,鎖國這個字眼絕不是兩蔣威權年代的習用語言,這是90年代李登輝當道,歷史集團(黨國體制暨其附隨組織)在逐漸喪失話語權後用以污衊本土力量的伎倆。

當然,黨國體制的吸吮兒沒什麼創發力,鎖國這字眼是源於日本。鎖國指的是江戶兩百多年的海禁現象,二戰敗北後,京都學派的和辻哲郎心之餘寫了本《鎖國》,敘述鎖國對日本集體心靈的桎梏是何等重大。當然,海禁鎖國不是全然不與外面世界接觸,它和大明(以及接續的大清)、朝鮮、琉球、蝦夷、荷蘭都有定點的貿易往來,鎖國是以禁教(基督教)為首務,小說和電影《沈默》說的就是這回事。

向來,鎖國是個負面用語,它意味著閉鎖、封建、落後。不過,日本在17世紀前半葉發布鎖國令,與此稍後,大清帝國也延續了大明王朝的海禁,還有,以小中華自居的朝鮮李朝亦隨之。也就是說,與三十年戰爭後全面航向新世界的歐洲相較,當時的東亞世界怡然於自給自足的階段,直至鴉片戰爭,鎖國才逐漸崩解。可就當時情況而論,東亞經貿實力勝過剛崛起的歐洲列強,所以祇保留有限的經貿往來,於東亞是利大於弊,但海禁鎖國的問題不在於經貿,而是思想文化的停滯,這停滯長達數百年,這就是鎖國的要義──祇准有限的經貿,不談政治、意識形態。

回頭返看台灣90年代慣用的鎖國指控。操弄者的本意是要強力西進,以經貿打通中國之門,認為那是確保國安的保險單。但究之當時的李登輝政府,雖強調「戒急用忍」,因而阻止了台塑「海滄計畫」的推動,但多數台商前往中國投資之門並未禁絕,所以鎖國的指控根本是子虛烏有。更何況,這些人明知台灣是靠經貿起家,台灣在解嚴之後從未下達什麼禁海令,這些人指稱的鎖國就單單指涉中國,所以深入探底,他們要的不祇是經貿西進,政治上的一統才是他們念茲在茲的主題。

同樣地,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上台之後,儘管強調「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仍無阻於台商的全面西進,以致經貿向中傾斜的現象逐漸固化,以迄於今仍難扭轉。但藍營統媒依舊大嚷民進黨鎖國,而到了蔡英文政府時代,他們轉換的口號變成「不接受九二共識,陸客就不來,台灣就走不出去」。但看看親中的馬英九,他再如何卑躬屈膝,依舊無法由對中貿易換取台灣的經濟成果和國家安全;再者,某些藍營學棍強調「經由北京,是台北前往紐約最便捷的道路」,結果這批人如同1949年國民黨的和談代表,到了北京就全數投降紅色政權一樣,可恥至極!

從李登輝到兩次的民進黨政權,從來都是向外伸出歡迎的手臂,祇是會強調台灣的自主性,如此竟遭敵對的親中陣營扣上鎖國大帽子。實際上,本世紀以後的本土政權最大的弊病不是鎖國,而是無法梳理出全球化與中國崛起後的新戰略,以致阻止不了台商西進,且讓中國勢力無邊的滲入,而國內的所得重分配也讓人失望,造成崩世代、厭世代崛起。

追根究柢,台灣真正的鎖國年代是兩蔣獨裁統治,中華民國正統高高掛的白色恐怖時期。彼時,台灣的邦交國雖有一百多個,但統治者禁止國民出國觀光旅遊,更不准1949年流亡來台的難民與原鄉通訊,也不允與第二世界(蘇聯領導的華沙集團和各洲共黨政權)有任何接觸,即使與台灣關係密不可分的日本,也在仇日教育下,難以建立正常的交流管道。當時的蔣家政權才是徹底的鎖國,唯一開放就唯有對美關係,但對於美國文化的輸入亦高度警戒,除了通俗娛樂和日用品較通暢外,思想管制可是一點都不馬虎。

對外全面禁絕已夠愚民,對內更是壓制對本土歷史文化的挖掘、覺醒,有敢異議者,台獨大帽立即扣上。所以彼時的中華民國體制,既與實際的中國無涉,是停留於1949年前的囈語狂瞻;而為了確立自己中國的正統性,強力彈壓本土文化,導致遭它借殼上市的台灣本島慘受霸凌。直到1971年蔣政權被迫退出聯合國,斷交潮如雪片飛來,它的中國代表性從此灰飛煙滅。鎖國體制不得不適度鬆綁。直到1979年美台斷交,以及同一年開放國民出國觀光以後,再到1987年開放赴中探親,鎖國局面才徹底打開,國人在見識世界之大與多元後,赫見中華民國體制已然壁癌斑斑、老舊腐朽,若非李登輝的本土化政策,國民黨政權早該瞑目歸土。

所以,戒嚴/中華民國/鎖國是三位一體的牌位,本該隨著時光冉冉送入歷史焚化爐。而今再看有人高嚷鎖國,身上必是穿著中華民國的喪服,心中所念必是戒嚴美好的咒文。這是一種自我超渡的儀式,有識者不須怒悲,冷眼旁觀即可。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