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東華大學華文系博士，捍衛台灣文史青年組合成員。
按照中研院社會學家蕭阿勤的看法，民族主義在戰後台灣社會的其中一個重要「起源」，可能是1970年代的本省籍文學菁英們，試著透過「台灣文學」歷史系譜之建構，從而誘發了社會大眾關於「我們台灣人」的身分想像。然而，今昔對照，矛盾的會是，儘管過去對於「台灣文學」的關注催產了本土意識的萌芽，但是如果我們深入觀察當前高等教育裡的「台灣文學」建制（在這裡主要指的是各公私立大學的「台灣文學系所」），恐怕我們見證的並非「本土化」的成功，反而是當前台灣民族主義的危機──而那些懷抱理想與熱情，選擇「台灣文學」為專業的青年學生們，將會是某種未竟全功的「本土化」的最大犧牲。
為什麼這裡說成立已有十多年，在全台灣各大學內數量將近二十個的「台灣文學系、所」，是本土化的「危機」而非「成果」呢？也許這個問題，可以由去年台文學界所盛大舉辦的「台灣文學大會師」活動說起。這場「台文大會師」，是全國台文系所的聯合營隊，目的在於吸引大學畢業青年報考台灣文學研究所。這樣的營隊看似再也尋常不過，然而，學術界舉辦營隊的真實動機卻是，北部某間數一數二名校（數一數二的意思是說由升學主義所認定）的台灣文學研究所，去年的招生狀況居然……博士班報考人數0人！同時在整個台灣文學學術界，這幾年來也陷入了類似的招生缺額的困境。因此，正是由於台文學界共同感受到此一缺乏新血的危機，才有了這場盛大的招生嘉年華「會師」。
無論「台灣文學大會師」是否是一次成功的「營隊活動」，重點恐怕在於，「招生不足」的困境，是台灣文學學界必須嚴肅對待的現象。真要說起來，對近十年來的台灣青年而言，從野草莓到太陽花，台灣國家認同的情感毫無疑問持續而明顯地在年輕世代中繼續升溫，可是，理應作為民族主義重要底蘊的「台灣文學」，卻沒有隨著政治氣氛的轉變，而成為某種「熱門科系」，情況反而是，該系所的報考人數每況愈下。這中間到底出了甚麼問題？
其實原因無他，自然就是因為，台文系的畢業生，往往同時在知識版圖與就業市場之中，缺乏適當的「定位」。從內部來說，「文學學科」本身不如哲學、社會學、人類學所能夠激發的高度知性能量，更能吸引有才智有熱情的年輕人願意不計功利地投入；從外部而言，則是高教就業市場的快速惡化，更讓文學青年失去了繼續在學術體制中深造的動力。如果把台文系所與其他文科相比，中文系最少還能無縫接軌成為「中學國文教師」；而外文系憑藉優異的外語能力，在我們這個名為全球化實為美國化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就算說不上前程似錦、也算是海闊天空。
圖說：台灣文學館正門。圖片來源：維基圖庫。
相較之下，念了「台灣文學」，然後呢？台文系的畢業生，論專精語言的市場價格不如中文外文、論編輯出版或新聞寫作的功力則不如大眾傳播學門、論理論的深刻或是社會參與的老練更是不如社會科學諸科系……扣除那些有幸擠入學術窄門，或是鬱鬱不得志在系辦公室裡當著約聘助教的為數極少特例，對於台文系畢業生而言，似乎拿的是一張，由理想背書、卻在現實處處碰壁的台灣文學證書。
說起來，台灣如果渴望自身成熟為一個健康成熟的民族國家，除了政治面的解殖民、去威權，在文化、歷史、語言等等「軟體」方面，也必須下足功夫去深化與創造，才能成就「台灣民族」更深刻的自主與強大。作為與文化息息相關的「台灣文學系所」，難道不是應該積極負擔這一責任嗎？由「台灣文學系所」所訓練的文學青年，難道不是潛在地被期許投入長程而根基的文化工程嗎？然而不幸的是，對於文學青年來說，他們求職碰壁、缺乏有尊嚴的位置、找不到一個能發揮專長的社會角色……
就我看來，台文系所的上述「困境」，也許來自台灣社會在本土化過程中的兩條歧路：首先，在本土政黨執政的八年中，並沒有真正地讓「本土文化」取得國民教育體系中的優位性。我們可以看到，2000年後台灣文學系所的大量設立，並沒有對應於教育現場的本土文化師資的需求。儘管課程內容聊備一格的安插了母語、台灣史、台灣文學等等內容，然而，台灣文學系所的學生，其實並沒有正式進入中學師資的管道，新一代的國文教師名額仍然是完全壟斷於傳統中文系的手上。比較過去同樣作為「國族意識形態教育」的中文系，國家其實是透過「中文系→中學國文老師」這樣的供應鏈，來使得中文系畢業生達到最低供需平衡。
然而，在本土政黨握有政權的時期，儘管嘗試安插少量的「本土教材」進入教育內容，但是，卻完全沒有試圖改變「教學現場」上勞動力的懸殊：「台文系所」出於政治正確而被大量設立，但國家卻沒有設想這些新培育的人文勞動力之出路。換句話說，當本土政權沒有在國文教育體系裡面安置本土文化專業人員的時候，這些理應朝向民族文化，但卻沒辦法在中學裡生存的「台文系畢業生」，它們就成了沒有消費者的產品──既然國家不打算雇用這些準民族主義的園丁，那這些被培育用來從事民族文化深耕的專業人員，也就失去了未來、失去了戰場，故而只能帶著「我懂台灣文學」這一沒有產業的技能投身茫茫職場。
而第二個根源則是，儘管，本土政黨試著在教育與文化施政中提出某種「本土化」路線，但是，這種「本土」的符號，並不完全面向人民大眾，而仍舊是被菁英階級所寡占的。我們可以看到，國文教育體系出於政治正確而百般不情願的納入的「台灣文學」，其實仍是某種「菁英文化」。不管是連橫的〈台灣通史〉，還是余光中的〈聽聽那冷雨〉，這類「本土選文」仍然有著強烈的階級性格──無論古文或是美文，那是屬於上流社會的文化資本印記、或是在升學考試中足以幫助階級複製的高度技術性語言。
這也就是說，在本土政黨理應格外珍惜的、出於歷史偶然才提前獲得的八年執政時光當中，教育內容的本土化，仍是一種「菁英的本土」：我們要台灣本位，於是，我們就找了「台灣的精緻與古典」，來取代早前黨國教育裡，「中國的精緻與古典」。仔細想想，在國文教育理的這種「本土」（台灣舊詩人的漢文、台灣散文家的純文學），其實有高度排他性，它排斥了多數對於美學沒有迫切需要的一般人民，忽視了勞動大眾真正需要的，不會是典雅文體的鑑賞吟詠，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應用文寫作、媒體識讀、口語表達，甚至是由語文教育於所進一步提供的推理或是組織思考的能力（那是因為我們的系統中完全沒有哲學教育！）。
所以，當我們檢視「本土化後」的國文教育，就會發現，儘管大中國主義多少被修正了（雖然老實說修正的幅度很少），但是國文教育中的階級偏好卻依舊毫髮無傷。這能不能說是教育與文化裡真正的「本土轉向」呢？我想，輕忽人民大眾、偏好上層階級的「文學教育」，恐怕仍離進步的本土意識有一段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