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旅美作家
六、對選舉的烏托邦幻想以及「民選政府神聖論」
選舉是民主憲政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有選舉並不意味著政府就具有了完全的認受性甚至神聖性。
很多中國「公知」自己從未選舉過哪怕是街道辦事處主任或區一級人大代表，卻無比迷信選舉，認為選舉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而只要是民選政府就神聖不可侵犯。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上圖）是一名活躍的「公知」，曾經因敢言而被校方解除行政職務。
他在微博上卻對「太陽花學運」破口大罵：「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這樣的做法跟文革無異，這樣的學生運動還是歇了吧，你們不是毛主席的紅衛兵。說兩岸服貿協議賣台，真是笑話，要賣，也是賣大陸，就算你們反的有利，這樣佔領立法院，佔領行政院，也是嚴重的違法行為。……誰是人民？不是說能上街頭的就一定是人民。以運動的方式更疊民選政權，無論用什麼藉口，都是大亂之源。」
一名一流大學的政治系教授的言論，卻不具備基本的政治學常識，充分表現出中國政治學的水準何其低下。
如果說佔領立法院的數百名學生不代表人民，那麼走上凱道的五十萬黑衫軍能否代表台灣的民意呢？連馬英九政府都不得不承認這是他們需要聆聽的民意，偏偏身處北京的政治學教授認為，街頭運動是「大亂之源」。
就選舉而言，選舉並不能立即改變不公義的社會結構。
美國文學家、公民不服從的倡導者和身體力行者梭羅（下圖）認為，「僅通過選票來反對」是遠遠不夠的，他因反對奴隸制而拒絕納稅，寧願被關進監獄。他的反抗兼有羅爾斯所定義的「公民不服從」與「良心的拒絕」兩方面的特徵。太陽花學運的學生，從某種程度而言，就是梭羅的學生。
更為嚴重的是，選舉也並不能杜絕獨裁政府的產生。
遠的例子是希特拉通過合法的選舉、以極高的支持率上台，卻迅速顛覆了魏瑪共和國的民主憲政體制，建立起納粹帝國；近的例子，則有俄國的新沙皇普京，當了兩任總統，再當總理，然後回鍋繼續做總統，每次都是通過大選而合法掌權的，但他對內鎮壓異己、暗殺記者，對外發動戰爭、擴張領土，將立法和司法機構視為臣僕。
《獨裁者的進化》一書以整章的篇幅，描述委內瑞拉獨裁者查維茲如何操縱選舉。一般人認為，比起憲法的保障、權力的分立以及其他具體的民主權利等，投票最重要。然而，在委內瑞拉，查維茲以不正當手段搾取選票和席次，使得委內瑞拉成為一個弔詭的國家：選舉辦得越多，民主反而越受戕害。
具體到台灣，台灣的選舉也存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症候。我在訪問台灣時，跟政治大學社科院副院長、長期研究民主化的李酉潭教授有過幾次長談。
他認為，雖然台灣經過兩次和平的政黨輪替成為亞洲國家的民主示範，但台灣選舉仍然存在巨大的不公平，其焦點就是國民黨黨產的問題。他希望馬英九儘快處理國民黨黨產，讓政黨能公平競爭，才能向上提升，符合人民期待。
財經記者梁永煌也在《台灣轉型正義的大缺憾》一文中指出，台灣民主化欠缺的臨門一腳是黨營事業毒瘤始終無法切除。馬英九在二零零五年當選國民黨主席後，宣示要在二零零八年前將國民黨黨產處理完畢，被外界解讀為「黨產歸零」。然而，馬英九執政後，卻將民進黨政院版的《政黨法》草案自立法院撤回。
梁永煌指出：「「轉型正義」是許多國家邁向民主的重要工程，只要國民黨繼續持有黨國體制下掠奪來的黨產，台灣的轉型正義就缺了一塊，台灣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
被張鳴視為「大亂之源」的公民抗命，一直是台灣以及其他國家民主化的力量源泉。僅有體制內的自發改革是不夠的，民間社會不能守株待兔。
美國政治學者羅爾斯在其名著《正義論》中指出，公民不服從乃是一種穩定的憲政體制設計，雖然依照定義它屬於非法行為。具有適當限制與正確判斷的公民不服從，加上自由與定期的選舉以及有權解釋憲法的獨立司法體系，會有助於保持與加強正義的制度。張鳴教授應當讀一讀這本經典的政治學著作。
七、忽略中共極權本質的、抽象的自由貿易論
許多批評「太陽花學運」的中國「公知」，宣稱信奉自由貿易論和市場經濟論。而台灣民眾不願簽署服貿協議，就是閉關鎖國，就是缺乏自信，就是與全球一體化潮流背道而馳。
我是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奉者，我認同西方經濟學中哈耶克-弗裡德曼的自由經濟學說。我在美國親身體驗到自由市場給美國帶來的繁榮、富強以及工作倫理，我也看到社會主義的福利制度如何拖垮了歐洲的經濟和政治。
我自己作為「在家工作」和「自我僱傭」的作家，跟台灣那些勤勉敬業的小業主們是一樣的工作方式。我們熱愛自己的工作，同時對巨無霸式的官僚資本和跨國資本保持深深的警惕，而服貿就是企圖摧毀我們的生活方式的怪獸。
中國實行的不是自由市場經濟，而是權貴資本主義，鄢烈山故意混淆兩者。於是，他居高臨下地評論說：「說這些學生只是有點像義和團，是因為他們沒有殺人放火，沒有砸工廠毀機器，沒有砸賣洋貨的商店，而他們反對全球化的觀念還停留義和團時代。在觀念層面上的表達，那是他們的正當權利。寫文章，發表演講，示威遊行都是公民權利。我只是為他們的無知而自負感到惋惜。」
他進而聲稱：「自我封閉，從根本上抵制全球化則是愚蠢的，也是不可能的。做世外桃園夢的人，哪有什麼『未來』？」
對於此類質疑，民進黨新生代洪智坤回答說：「我們是『反殖民化』不是『反自由化』；平等的自由貿易協定，應該是向全世界開放競爭，而不是『假借讓利進行箝制』，更不應該將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形成政治經濟上『中央與邊陲』的殖民關係。」
這正是鄢烈山刻意迴避的關鍵點：自由貿易應當是在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展開的，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之間的貿易不是真正的自由貿易。
鄢烈山將自由競爭理論推展到極端狀態，他認為貿易可以脫離政治制度而存在，即便是在文化領域，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也可以平等競爭：「擔心『讓我們的言論自由受到嚴重威脅』更是極不自信的表現。余英時說『台灣已歸宿於民主是一個不可更改的現實』，那何妨讓台灣人讀《人民日報》、看CCTV？他們有比較能力，有選擇自由呀。退一步講，若不自信，可以要求新聞出版業對等開放嘛。只有被政客嚇得喪失了理性，才會這麼焦慮。」
這個說法荒謬透頂：你喜歡吃屎是你自己的問題，有什麼資格強迫別人也來嘗一嘗？這背後還有一種理性的自負，大大低估了極權主義洗腦術的可怕。
我建議鄢烈山讀一讀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於二零零七年出版的著作《路西法效應》，瞭解一下納粹是怎樣煉成的，民主的生活習慣是如何被摧毀的。
服貿協議的核心不是自由貿易，說起自由貿易來，台灣比中國更早地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中。台灣從不拒?與美歐、韓日及其他民主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議，台灣民眾單單反對的就是服貿協議，因為對岸那個主導服貿協議的政權，就是用兩千枚導彈對準台灣的政權——這樣一個惡鄰，會是遵守契約的、誠實的貿易夥伴嗎？
「太陽花學運」期間，美國漢學大師林培瑞正好在台灣做訪問學者，他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世界上多個地方，一直利用自身的政治與經濟力量來擴大影響力，以減少其他國家的人權意識與民主政治，而台灣明顯是目標之一。
中方欲破壞台灣的民主，除「統一祖國」這基本因素外，更因為北京政府一直指民主體制與中國文化不相容，台灣民主的存在，成了最令其頭痛的反面示範。此外，北京政府重視對國內社會的控制及政權的維繫，方法正是挑起不必要的矛盾，轉移群眾的注意力，台灣問題正好被用來作「愛國」議題的「材料」。
服貿協議對共產黨來說，其「政治意義絕對遠大於經濟上的意義」，「百分之九十五是政治、不是經濟」，北京就是想借服貿將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張至台灣，最終目標是把台灣「香港化」。對這一顯見的事實，鄢烈山等過於聰明的「公知」，卻選擇性地失明了。
八、傲慢的精英主義所虛構的「民粹危險」
中國「公知」群體斷然否定台灣「太陽花學運」的最後一個原因，是傲慢的精英主義所虛構的「民粹危險」。
郝建在《台灣三‧一八民主是一種壞民主》一文中宣稱：「像這樣不但是大鬧立法院而且是佔領立法院亦即佔領政府的方式，無疑使民主本身變性變質。這樣的民主就不是什麼好東西，而是壞東西。」
鄢烈山以一種真理在握的姿態斷言：「佔領不是抗議而是暴動。我想得起相似的行動，只有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進攻凡爾賽宮，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攻佔冬宮。…… 『佔領』本身就是暴行，就像強闖民宅就是罪，攜帶了什麼武器、帶沒帶武器都是罪。」
在這些言論中，溢於言表的是一種對民意、群眾、街頭反抗運動的敵視，以及對秩序、權貴、既得利益的一味妥協。
警察武力驅離學生的暴行，那麼多學生和老師被打得頭破血流的慘狀，他們看不到；馬英九政府的冷酷與推諉，以及天女散花般的謊言，他們看不到；白狼張安樂的瘋狂叫囂，白道與黑道的狼狽為奸，他們看不到。他們偏偏看到了學生的「暴行」和「犯罪」。那麼，他們戴上的是一副怎樣的眼鏡？
用台灣話來說，這是一種「拜西瓜教」的人格形態。
自古以來，中國的士大夫就沒有成為西方知識分子那樣的一個獨立的階層，他們從來都是「學而優則仕」、「學得屠龍術，賣與帝王家」，正如思想史家徐復觀在《兩漢思想史論》中所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一開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蟲，便是統治集團的乞丐。」在中國古代的典籍中，諸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自以為是的精英主義的論述比比皆是。
中國「八九」民主運動的主流思潮並非民粹主義，台灣「太陽花學運」更沒有民粹主義的蹤影。
然而，為了掩飾自身的無能、虛驕、偽善，中國的「公知」們無中生有地造出「民粹主義」作為箭靶。從某種意義上說，「八九」民主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識分子冷眼旁觀、居高臨下的姿態及歷史使命感的缺席。
真正到廣場上與學生朝夕相處的，只有劉曉波等少數幾個人，那些地位更高、名聲更大、學問更深的名流都躲藏在書齋中，刻意與學生和市民保持距離。即便是方勵之這樣擔任過大學校長的知識分子領袖，也以避免被中共視為學運背後的「黑手」而「潔身自好」。
劉曉波在《大學生與八九運動——為六四十二週年作》一文中對此有深刻的反省。他指出：「自由知識界和大學生之間，始終有一條不便挑明的界線，將兩者的觀念及行動隔開。這條界線既是政府有意製造的（如長鬍子的幕後黑手），也是自由知識界和學生雙方默守的。」
他進而分析說：「在界線的背後，既有為了避免授中共政權以進行鎮壓的口實的原因，也有知識界固有的傲慢而又懦弱的心態。他們不是把自己作為平等的一分子，通過參與到學生之中來支持或勸說學生，而是把自己當成學生們的精神導師，以俯視的姿態進行幕後指導和理論說教，擅自宣稱自己可以代表學生與政府談判。」
如今，「六四」過去二十五年了，這些居於主流位置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看待台灣的學生運動依然是同樣的角度，倘若中國再發生一次學運，很難假設他們能發揮比當年更好的作用。
在許多中國的「公知」身上，充滿著這樣的矛盾：他們宣稱認同民主選舉的原則，卻又認為自己選票的份量應當抵得上一百個、一千個普通人的選票；他們宣稱現代社會的關鍵部門需要由具備專業知識的精英階層掌控，他們卻常常超越本人的專業領域對並不熟悉的議題發言。當他們的觀點得到大眾的認同和支持時，回敬民眾以讚譽；而當他們的觀點與大眾的立場不一致時，立即定義說「這是民粹主義」。
他們以一種「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沒有價值」的觀念來看待其他人，以此作為對其他人不同看法的回應。難怪托馬斯?索維爾用嘲諷的口氣批評說：「社會中的這一小部分人，是如此的虛榮與自負。難道要將整個社會都置於他們的虛榮與自負所可能帶來的風險之下嗎？」
在到台灣的飛機上，六歲的兒子興趣盎然地玩電腦裡「植物大戰殭屍」的遊戲。其中，有一種抵抗殭屍的植物就是太陽花。我告訴兒子，在台灣，很多大哥哥大姐姐每個人都有一朵太陽花。兒子就問我說：「台灣跟中國一樣，也有殭屍嗎？」我說，是的，哪裡有殭屍，所以我們更需要向著光的方向生長的太陽花。
最後，我以三位「公知」之外的「公知」的話來結束演講：
第一句是公民抗命的首倡者梭羅所說的：「一個正直的人不應忍耐不義之事，而是要堅持對抗邪惡，無論場合地點。」
第二一句是美國社會學家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說的：「一個沒有任何抵抗意志的社會，最終只有承受崩潰的命運，而絕不可能在那些無所忌憚又殘暴無比的力量面前得以倖免。」
第三句是台灣黨外運動的先驅者林義雄所說的：「許多歷史事實已經證明：純真青年對不公不義所迸發出的義憤，是股無法抗拒的巨大力量，只是這股力量必須有深具良知的眾多人民做為後盾。」（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