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想想】被「歷史課綱」強迫遺忘的「歷史」觀點？──貫穿《大稻埕》與《KANO》的大時代關鍵字：「大正民主」下的台灣主體歷史敘事

今年兩檔本土電影即將陸續上檔，《大稻埕》與《KANO》，這兩部電影的共通性，是兩者同在在刻劃著二十世紀百年台灣史歷程中第一個燦爛的年代，也就是日本所謂的「大正民主」時代。

台灣在1920～30年代伴隨著日本統治而走入近代國家，同時告別過去而轉型為現代社會，資本主義與大眾消費形成、現代國民教育的普及造就出台灣第一代知識分子，市民社會影子也逐漸形成，台灣人透過現代知識的吸收開始思考自我的認同與反抗⋯⋯

而那一切短暫的燦爛時光卻迅速地隨著日本法西斯崛起後捲入太平洋戰爭而毀滅，又緊接著長達五十餘年的中國國民黨殖民獨裁統治下，台灣人長達半個世紀的黑暗時代中，被迫逐漸地遺忘過去⋯⋯

「大正民主」的時代精神

大正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時代？日本當代知名的大正研究學者竹村民郎這麼地定義大正時代的，他說，大正，是一個「大正民主」與「大眾社會」交織而成、一個「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

最廣義來說，「大正民主」是指從大正元年（1912）開始，到昭和15年（1940）年民主政治終結、所有政黨被迫解散正式進入法西斯體制的38年期間，這個時代裡，西方自由主義風潮成為日本政治與社會生活的顯學，經濟生活上則正式確立日本步入近代資本主義與大眾社會，殖民地政策則受到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思潮影響，傾向認容殖民地人民的平權與賦權。

回首百年來，1920年代在大正教養主義教育中成長的知識份子，也就是所謂「大正教養主義」中的「20年代青年」，總被評價為百年來各世代的知識份子中，最有哲學及基礎科目學識訓練、乃至最具獨立思辨能力的一代，大正時代相對的自由氛圍，也使的這代知識份子開始在吸收近代西方思想後，試圖在帝國內部嘗試各種路線的公共領域改革，從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到自由主義、乃至國家社會主義，政治意識思想多彩繽紛，市民與社會運動、勞工運動也於焉在知識份子的組織下即為活躍，帝國各地從殖民地的獨立、自治運動，到都市的部落解放、勞工運動、學生運動、娼妓解放乃至文化運動、以及鄉村的農民運動等頻發，反映社會力量即為活躍時代性格。

而作為支撐這個時代物質背景的，則是近代資本主義的大眾社會形成，日本人經過明治的轉型階段，東京、大阪等現代性大都會於焉成形，有別於土地與身分制的封建束縛，大批從事工商業的自由市民是都市人口結構的特色，而從大眾運輸系統、到百貨公司、咖啡店、電影院等西方近代消費文化確立，乃至大量報紙、出版以及廣播等媒體的興起，也進一步宣告大眾社會的來臨，於此同時，日本帝國殖民地下的台灣，也在殖民統治趨向穩定後，相較於仍然停滯於農業社會與長期內戰的中國，與日本本土同步快速地走向現代化。

棒球運動的崛起

棒球，這個十九世紀末期伴隨著美國的軍艦與商船登陸橫濱的運動，在明治維新的西化風潮之初開始流行於關東地區的舊制高校、以及早稻田、慶應等培育日本新一代近代完全西化菁英知識分子的高等學府中，曾經是一種極具菁英貴族色彩的西式運動。直到大正時代來到，隨著現代大眾社會的形成以及現代國民教育的展開，棒球這個具有接近土地以及講求團隊合作精神特性的運動，很快的受到大正教養主義中、講求全人格發展、特別是體育與集體合作精神的思潮親賴，成為日本第一代國民教育中型塑第一代日本「國民」的教育制度中的重要成分，開始向下札根、普及於國民教育的小學校與中學教育中。

1915年、大正四年，關西地區的各中學開始開辦關西學生聯合野球大會，是甲子園大會的濫觴，九年後的1924年，日本在大眾資本主義與近代城市已然發展成熟的階段，具有充滿工商產業、人口密及特色的現代都市中的都市居民也產生了新型態的娛樂需求，其中最重要的象徵就是觀賞運動比賽以及競馬，而廣播的開播，更加速了大眾媒體娛樂文化的傳導，1924年在阪神電車貫通行駛的阪神大都會郊區，一座可以容納五萬名觀眾、日本第一座現代觀賞取向的棒球場於焉落成，這作球場正式以該年歲在甲子之故被命名為「甲子園」。

於此同時，棒球隨著日本的國民教育制度飄洋過海傳入、並很快地普及於帝國殖民地的滿州、朝鮮、以及台灣。台灣在1923年由台北一中代表下第一次踏進甲子園大會的紅土丘上，八年後的1931年終於由嘉農為台灣拿下歷來台灣代表隊戰績最佳的準優勝。棒球從此成為台灣人生活中不可取代的存在，而這樣的文化誕生，毋寧與台灣在帝國統治的近代化塑造以及大眾社會形成脈絡具有最直接的關係。

台灣第一代知識份子的夢想與追求

約莫台灣代表隊登上甲子園球場的同時，1921年1月30日，蔣渭水、林獻堂、林呈祿等台灣青年，號召了166名旅日台灣留學們生正式發起日本殖民統治時代裡歷時最長、規模最大、也是台灣近代史上第一次台灣人覺醒爭取民主、自由等政治公民權利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場長達14年的公民政治權利運動，代表著近代台灣史上第一代知識份子的奮起，爭取台灣人的尊嚴、自由與自治的時代。

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爭取過程中，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台灣農民組合、乃至台灣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等政治組織逐一誕生，知識分子們透過各種層次與路線的論述與行動加速台灣公民社會與現代意識的啟蒙，當中例如蔡培火喊出「台湾は台湾人の台湾ならざるべからず（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的口號，今日「台灣意識」的雛型也於焉在那個時代萌芽。

但這場台灣人追尋啟蒙與自主的第一次嘗試中，卻也開啟見證了台灣歷史必須周而復始遭遇的悲劇性命運、總擺脫不了外在帝國霸權的支配的命運、以及依附帝國獲取暴利的台灣資本家總是批著台灣人的面具與外來霸權聯手壓制台灣人獨立自主的命運，從當年公然反對台灣自治的富商辜顯榮、林熊徵等人，到今日的蔡衍明、王雪紅以及那些兩岸政商集團的權貴們，歷史總因為遺忘而不斷重演。

而那段歷史的篇章結局，終究沒有站在台灣以及所謂的「20年代青年」這一邊，這批台灣第一代覺醒的知識精英多半壯志未酬身先死，或死於絕望、或死於日本帝國的牢獄刑求、或死於遙遠異域的太平洋戰場、或死於戰後國民黨暴力集團的虐殺、或死於長時間的逃避、恐懼、噤聲與自我否定⋯⋯

KANO拿下甲子園准優勝的1931年，法西斯統治勢力迅速擴張、大正民主走向尾聲，伴隨著日本國內全面的軍國主義化中對於市民、勞工等社會運動的鎮壓與檢肅，「台灣民眾黨」在這波國家狂潮中被迫解散，大稻埕醫師蔣渭水在最抑鬱潦倒與絕望的情緒中逝去，短暫而燦爛的人生壯志未酬。甲子園大會也終在十年後的1941年，因全國軍事總動員的發布而宣告中止⋯⋯

「一人之獨立，方得一國之獨立」

從國民黨獨裁政權殖民支配台灣開始，直到1997年在中學教育導入《認識台灣》系列課程之間的五十年歲月，台灣的歷史教育中不曾出現過《大稻埕》與《KANO》故事裡的那個年代。從戰後國民黨殖民台灣起，直到1985年出生前整整兩個世代的台灣人，在新一代殖民者的記憶清洗與塑造中，被迫遺忘自己是誰、被迫遺忘那個1920年代到30年代台灣社會的秩序繽紛與陽光燦爛、以及蔣渭水們第一代台灣人知識菁英對台灣土地人民的深情與向望。

國民黨政權過去用一套完美的極權主義全控機構進行鎮壓、宣傳與教育，強迫「台灣人」的歷史「不曾存在」，如今，這樣的威權殖民教育手段，竟然宿命性的又重新在教育部最新的歷史課綱中的中華民族史觀復辟捲土重來。

我們當如何看待歷史？如果當每個人的存在都是有機的、都是必是一個時代、乃至一個共同體敘事中的人，那麼正視自己所屬共同體的歷史敘事過程就是極為重要的。即便這樣的敘事應該儘可能的存在多元、包容與開放性，但作為核心價值的，仍然是對於以從自我為核心出發的「主體性」敘事價值的尊重，當我們重新以「我」、或「一個台灣人」的主體敘事出發時，我們就不應該在人格上再隸屬於任何一個外來支配者的從屬客體、不應該再成為任何一個他者文化霸權、或是國族意識型態支配下的邊陲——因為，「我」之所以是「我」，「我們台灣」之所以是「我們台灣人的台灣」，在於我們擁有自己的歷史、自己的記憶、我們唱自己的歌、當然也說自己的故事，我們在共同歷史敘事所形塑的文化生活中繼承歷代先輩的遺志，繼續追求在政治公共領域中作自己的主人。

這是我們在努力發掘與回首這段曾經被迫遺忘的歷史中應該得到的最大啟示，從《大稻埕》到《KANO》，都是一段段重返自我主體性的追求過程，而我們在過程中所尋找的，正是重新找回對於「我」與「我們台灣人」自身作為「主體」的獨自歷史記憶與認同。

而歷史之於人格的主體性何以如此重要？答案正如同日本明治開國元勳福澤諭吉曾說過的，「一人之獨立，方得一國之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