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9日，我還是個傳播科系的學生，那天，鄭南榕出殯，也是我第一次「參加」群眾運動。但，我不是要當群眾，只因為以為自己未來會當個記者，應該要接觸一下什麼是「群眾運動」。

送葬的隊伍從士林廢河道走到總統府，上千張肅穆的臉孔身著黑衫從面前經過，詹益樺焦黑的身體就在眼前，我既震驚，又疑惑，為什麼有人願意因為爭取言論自由燒掉自己？言論自由到底是什麼？

21年後，我受邀參加「跨世代談『自由時代』的風起雲湧座談會」，這是「再拒劇團」為新戲《自由時代》推出的活動。那天與談者包括不同世代的獨立媒體工作者及學者，討論主題圍繞著：在現在看似媒體多元開放的「自由的時代」，我們是否真的擁有「言論／新聞自由」？如果，鄭南榕還在世，他又會如何看待？

最能代表言論／新聞自由在民主社會重要性的一句話，應該就是：「寧要媒體，不要政府」。不論是執政者的自我宣示，或在野黨對政府的批評，都是他們用來說嘴的重要依據。而阿扁及馬英九都提過類似的說法。

這句話其實是出自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 （Thomas Jefferson）寫給朋友卡林頓（Edward Carrington）的信件。不過，美國傳播政治經濟學者 Robert W. McChesney 卻在《問題媒體》這本書中指出，大部分人都只引用了「寧要媒體，不要政府」經典名句，卻漏掉後頭更重要的文字。其實，信件接續寫道：「但我必須說明的，我的意思是，每個人都可以收到這些報紙，也要能讀這些報紙。」

McChesney 指出，這段話點出了消極的保護報業系統（言論自由）並不足夠，相反的，必須積極使更多公共論述讓更多公民知道；公民有權知道多樣的聲音，因為這是民主的核心價值。

簡單說，言論／新聞自由的目的，不只在於能不能說話，還在於能否促成文化多元、社會對話，這涉及到多元社會與媒體公共性的問題。

台灣言論／新聞自由的爭取與民主化運動相伴而生。戒嚴時期，不僅政治結社受到打壓，言論自由並不存在，一連串由民間發起的對抗行動對抗威權黨國的同時，黨外雜誌、游擊錄影、第四台及地下電台等異議性媒介前僕後繼爭取言論空間。

不過，民間的反對運動卻巧妙地與新自由主義接合，要求國家解禁的呼聲不約而同成了共同的目標，但這也讓台灣陷入日後私有化的窘境，媒體則從原本的「圍事侍從」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角色，快速淪為財團手中的商品與攻擊異己的武器。

越來越多對政治有極大影響力的跨國與金融本進軍媒體市場， 形成政商結盟的新威權媒體集團。他們為了追求利益而刻意忽略或扭曲議題，新聞逐漸走向瑣碎化、嘲弄化與娛樂化， 公共論壇遭到扭曲朝向簡化與對立，邊緣弱勢群體的聲音被排擠， 社會日漸去政治化與去公共化，媒體公共性逐漸成為奢求。

雖然敗壞的腳步並未停止，但事情也不是全然悲觀，越來越多的媒改行動順勢而起；公廣集團雖遭到兩黨閹割，卻已為媒體公共性開啟道路；也有更多的公民與獨立媒體另闢蹊徑，起身監督權力者，而這種不斷辨證與對抗的持續過程，正是台灣社會能否擁有真正言論自由的關鍵力量。

McChesney 強調，一旦媒介系統遭到壟斷而無法使各類資訊平等再現，將對民主政治形成極大的影響，特別是高度商業化的媒體環境更會造成人們對公共事務的疏離，其後果將就如同 McChesney 在《問題媒體》中引用傑佛遜寫給卡林頓的信所指出的：「如果有朝一日，他們（人民）不再注意公共事務，你、我、國會、州議會、所有法官及州長，都可能變成野狼。」而這正是另一個極權主義的開始，關心媒體與民主人士必須警覺與應對。

【媒體改革】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