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想想】大稻埕開小酒館,會不會太跳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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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媒體退役的好友,因為認為當記者造業太多,因此決定開酒館撫慰人心,遂在大稻埕霞海城隍廟附近的靜巷裡,開了間賣葡萄酒的雅痞小酒館。偶而好友聚會約在那裡,一方面是捧場,一方面台北賣葡萄酒的小酒館不多,而我與幾位同好剛好又是酒黨。不過每一次邀約新朋友光臨,都會被問到,「大稻埕開小酒吧?會不會太跳tone?」

大稻埕與艋舺是台北最早發展起來的兩個所在,早年繁華熱鬧,算是台北的鬧區。河運沒落後,碼頭不再有船隻,又逢戰後發展主義風潮,老街老屋原本都將拆除,但在學者文化人的奔走之下幸運留了下來。很多年輕的台北人對此地並不熟悉,只知道附近可以拜月下老人,或者過年可以來此購買南北貨;近幾年觀光發達,才開始有觀光客那裡拜拜兼溜達,體驗老台北。

在這麼古老的城區開酒吧,除了勇氣之外,我覺得最需要的是創意。想得到人家想不到的事情,其實就是一種創意。週末假期前,我與幾位好友一如往常的在那裡閒聊,經歷過90年代學運的阿姐提起華光社區抗爭的小朋友衝進中正廟,掛起「大廟三十是古蹟,華光百年成廢墟」的布條時,稱讚起這些小朋友的抗爭充滿創意。大家於是七嘴八舌的談起這幾日來,抗爭者無論假扮陸客、聲東擊西,都讓執政者頭痛不已的各種創意。帶起這話題的阿姐說,「所以社會還是有進步的」。

是阿,社會還是有進步的。至少抗爭的創意,越來越豐富。豐富到當年帶頭抗爭、今日登上廟堂的在野黨人,都佩服不已,甚至暗自懷疑我們如果是執政黨,有辦法應對這此起彼落、千奇百怪的抗爭嗎?但回過頭,也要捫心自問,那我們,我們這些政治人(political man)的創意到哪裡去了?學運已經過了二十年,當時全球第三波民主風起雲湧,引領期間的風雲人物或者執政了、或許執政過,但時光匆匆,他們留給這麼社會什麼?而現在還在努力的人們,又是因為有著什麼樣的信念而拼命努力著?和他們前輩在抗爭中留下的遺產有關嗎?

前陣子,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人們討厭政治?」這個議題,試著要從供給面和需求面、應然與實然的觀點,來解釋盈滿社會的「去政治化」的現象。但除了文本理論的追尋外,身為政治中人,我似乎沒有好好想過,之所以不能創造具有改變動力的感動,不一定是因為議題不對,而是因為我們的手段貧弱,甚至失去了與民眾溝通的能力,才導致了「去政治化」。簡而言之,其實我們對於政治的想像太過貧乏、沒有創意,盡出一些老招,才導致了自身思考的貧困,以及人民對於我們這些老狗變不出新把戲的嫌惡。

例如選台北市長,我們先思考的居然是人,而不是議題。我們不去思考台北市需要什麼樣的市長,反而去想什麼人適合選台北市長,而什麼樣的人,又先充滿了政治議程的盤算,自然很難提出令人民感動的人選。又比如有非政治圈的人物跳出來躍躍欲試,政治圈人卻總是要想,政治需要專業,這些人沒有經歷過什麼政治歷練,真的有能力做好治理城市的角色嗎?但我們卻沒有反省過,政治的專業固然久經培養,但一個首腦人物,只要身邊有專業的幕僚、他也能聽進建議就好;不然要論起久歷政壇,難道張通榮和劉政鴻不是箇中翹楚?如果我們相信亞里斯多德那套政治就是生活的論述,我們又怎麼能夠將其技術專業化,然後獨占似的說,這專業,你們不懂。

在同一個地方盤桓太久,那些對於規則的熟悉與理所當然,經常會導致僵化與創意的缺乏。企業界常會從異業聘請CEO來打破公司經營的困局,電話公司或者網拍公司的總裁都可以改行賣電腦,他們固然不是公司老專業,卻被董事會期待成為公司新頭腦,他們也許成功、也許失敗,但他們被選擇,總歸都是一種改變的嘗試。創意之所以被認為如此重要,正是因為陳朽的結構需要新力量來打破與重組,企業如此,政治亦然。回家的路上,細雨綿綿被路燈映照著特別明顯,老屋的亭仔腳下,我停下腳步,想著也不過只是週末晚上好友小聚,怎麼議題會搞得這麼嚴肅?也許這就是我們這一代「政治人」的病癥,太過嚴肅,導致了創意的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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