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螺大橋：我的父親李應鏜》：「犯人保犯人」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當時人口只有三萬七千人的雲林西螺鎮，湧進了八萬名遊客，都是為了見證西螺大橋的開通！

這座橫跨濁水溪嶄新綠色大橋，是當時遠東最長（1939.03公尺），也是世界第二長的公路大橋，僅次於美國舊金山的金門大橋，從續建到完工，都是臺灣交通史上值得喝采的記錄，也是臺灣、美國、日本和菲律賓四國合作的宏偉工程。

為興建西螺大橋而辛勤奔走的李應鏜，出生於雲林西螺的書香世家，京都同志社大學經濟系留學歸國後，致力於參與地方事務，光復後曾任台南縣參議員、西螺鎮長，在白色恐怖時代為營救年輕人挺身作保，亦曾遭誣陷逮捕，所幸因蔣緯國的搭救才全身而退…….

犯人保犯人

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初期，地方官員及民意代表都由中央就地方士紳遴選，透過間接選舉指派。當時很多有抱負有理想的士紳為了服務桑梓加入國民黨。例如：早年省議會「五龍一鳳」成員的郭國基和許世賢等人。父親（編註：李應鏜）為了續建西螺大橋，也加入國民黨。

陳儀接管臺灣後，密告誣陷時有所聞，父親認為此風不可長，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臺南縣參議會第一屆第三次大會中提出質詢。雖然當時警察單位表示密告（投書）僅供參考，但是國民政府自始至終縱容密告，做為整肅異己、掌控人民的手段。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在臺灣大失人心。之後在中國內戰又失利，終至失去政權，轉進來臺。一九五〇年八月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辦理黨員歸隊，凡未重新登記者即撤銷黨籍。父親當時擔任西螺鎮長，因為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不願歸隊。他的秘書許奮揚分析，以父親的學識、經歷以及和蔣緯國的情誼，如果加入國民黨，前途無可限量。再三勸進，但是他執意不肯。沒想到未歸隊竟成為他日後「忠誠度不夠、思想有問題」被捕的遠因。

一九五〇年四月裝甲汽車第三營在西螺鎮駐紮一年後，移防清泉崗。裝甲兵將領就不再來西螺視察，原本權充營長宿舍及招待所的鎮長宿舍就少用了。一九五一年初，西螺警察分駐所D巡官即將結婚，跟父親商借鎮長宿舍。當時鎮長任期只剩半年多，卸任時宿舍必須移交返還，因此父親沒有答應。D巡官以很多官員卸任後並未搬離宿舍，再三請求。父親認為這種霸占宿舍的觀念要不得，嚴詞拒絕。D巡官商借不成，懷恨在心，竟夥同李X潓和另一名與父親素有嫌隙的人（二姊忘記其名）向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今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前身）檢舉，李應鏜通謀臺獨首腦廖文毅。

廖文毅在日治時期認同中國反日本，認為臺灣人是漢民族，不應該受日本的殖民統治。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人在上海，事後卻遭到國民政府通緝。一九四七年六月，廖文毅與其兄廖文奎等人在上海成立臺灣再解放聯盟。之後流亡日本，一九五〇年五月在東京成立臺灣民主獨立黨，廖文毅任黨主席。這是終戰後第一個主張臺灣獨立的政黨，但是並未正式對外發布。一直到一九五一年一月才由代理主席藍家精在東京召開大規模記者會宣布。那時可說是保安司令部對臺獨最敏感的時機。剛好不久之後，接獲密告檢舉父親通謀臺獨首腦廖文毅，副司令彭孟緝立即下令抓人（當時臺灣保安司令部司令是由省主席吳國楨兼任）。

一九五一年二姊在虎尾女中讀書，每天早上搭六點半的五分仔車—臺糖小火車通學。五月中旬的一個早晨，大約六點鐘，二姊出門，如同往常一樣並未鎖門。我們家相通的兩間店面，延平路二〇六號的大門經常關著，出入都經由二〇四號。二姊出門沒多久，一輛警車停在門口，下來了三個人。沒按門鈴，也未敲門，直闖進來。大聲叫著：「李鎮長！李鎮長！」

母親聞聲，從樓上趕下來，穿著一件粉紅亮麗的短袖洋裝。三位先生向母親表明身分，一位是西螺分駐所的警察，另兩位是保安司令部的情報官，他們表示要找鎮長。母親告訴他們鎮長還在樓上睡覺，她去叫他。母親一轉身上樓，西螺那位警察就跟上去了。我們家的木製樓梯一上去，右手邊有兩間面向樓梯的和室，是孩子們睡覺的總鋪。從樓梯往前走就看到橫跨兩間店面的客廳，客廳的右下角再右轉就是父親的臥室（今延平路二〇六號樓上）。父親穿著睡衣，在睡夢中被叫醒，倉皇地換了一件襯衫。這位衣著考究、人稱英國紳士的鎮長，沒有打領帶，也忘了把襯衫紮進西裝褲裡。

那兩位留在樓下的保安司令部情報官，逕自往屋後走，如入無人之境。西螺的街屋縱身很長，先經過中庭鋪著水泥地的天井。當天中庭裡堆放了很多裝著稻穀的大麻袋，情報官走過就用長刀一袋一袋地戳，查看裡面是否私藏槍枝、武器。麻袋經過刀子一戳就裂開，稻穀都流出來了。

中庭另一端的前面有一個大房間（今天延平路二〇六號店面），就在父親臥室正下方的一樓，堆滿了好幾十袋一百斤的糖包。那時候我們家的田地中，有六十多甲種甘蔗，家裡經常囤放糖包。情報官也用長刀一一刺破，無一幸免。武器搜索不著，情報官踩過滿地的砂糖和稻穀，繼續往屋後走。

這時父親被押了下來，沒有上手銬，西螺分駐所的警察對父親還是十分敬重。母親拎著父親的 ボストン（BOSTON）公事包（註1），緊跟在後，進入大廳。大廳的兩側各有兩張太師椅，右側太師椅旁邊的角落，有一個噸位十足的金庫，情報官勒令母親打開。眾人屏息而視，大人無心看顧的幾個小孩，也跟在後面瞧。當時八歲的五姊仍然記得那一幕：

三個「大人」（警察）站在金庫旁邊，金庫正中分成左右兩扇門。右邊的門上有一個圓形鈕鎖，媽媽蹲下來，手握著鈕鎖，向左向右各轉了一下，轉到特定的刻痕，也就是密碼所在，金庫的門就開了。裡面隔了幾層，每層都有細緻的木盒。媽媽奉命端出裡面的東西。一條條的黃金、一包包的首飾，好幾卷的股券（股票）、所有權狀，還有一疊的信件。 

「怎麼有這些金條？」情報官問。
「買的呀！」爸爸冷靜地回答。
「在哪裡買的？」
「臺南。」
「為什麼買這麼多金條？」
「怕錢薄了。」
（對於一九四九年「四萬換一元」的幣制改革，大家仍心有餘悸。）
「怎麼有這麼多首飾？」
「也是買的呀！我有七個女兒，每次去臺南看到好的就買，將來給她們做嫁妝。」爸爸乾脆一次解釋清楚。
「把這幾卷打開！」媽媽把全部的股票和所有權狀一一攤開，情報官也是一一檢視。
「這一堆又是什麼信？打開！」

等媽媽把信拿出來，情報官傻眼了。最上面的一個信封印著「陸軍裝甲兵司令部」幾個火紅的大字。裡面白色的宣紙上端印著「陸軍裝甲兵司令部用箋」十個紅色的字。稍大的小楷行書，挺拔飛揚。

底下還有幾封蔣緯國的信，接著是黃朝琴（臺灣省臨時議會議長）、李萬居（臺灣省臨時議會副議長）、黃啟瑞（臺北市議會議長）、黃國書（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委員）、周菩提（第一銀行總經理）等好友的信。大都是慰問爸爸身體違和，囑多保重的信。沒有一封「與廖匪文毅通謀」的信。情報官不再搜索，掉頭帶走爸爸，還是沒有上手銬。

白色恐怖時期，逮捕嫌犯從不出示拘票，也不告知家屬解送地點，被抓的人和家屬都不敢聲張。住在對面的三叔看到警察來抓人，不祥的預感浮上心頭——「不好了，輪到阮阿兄了。」馬上叫司機備車，緊張地等待。警車一開，他就機警地尾隨，一路跟蹤。

警車先到斗六雲林縣警察局，局長看到是李鎮長，立刻聯絡吳景徽醫師；吳醫師是父親好朋友，甫當選首任民選雲林縣長，尚未就任，聞訊火速趕到。他和縣警察局長兩人向保安司令部反映：逮捕李應鏜，雲林縣會出代誌。無奈保安司令部執意抓人，繼續解送到嘉義。父親擔心自己會下落不明，刻意到處留下痕跡。藉口本身是肺病患者，需要許多粗紙（註2）吐痰，要求途中經過臺西客運公司時，讓他下車跟任職臺西的小舅子陳重成要粗紙。事實上，當時父親的肺部的確已經有問題，經常咳嗽，需要粗紙吐痰。那年代還沒有衛生紙，使用粗紙算是時髦而衛生。他一向愛乾淨，清晨恐懼匆忙中忘記攜帶，向來仔細的母親也嚇得忘了幫他準備。

阿舅的女兒，美伶表姊回憶說：

那天早上，吉普車載著姑丈來臺西客運。當時我們的宿舍就在後面，我常常到前面的辦公室玩。有三個人跟姑丈來，兩個分別站在他的左、右兩邊，一個站在他背後。姑丈好像穿睡衣，平常我看到的姑丈總是西裝筆挺，可是那天他鬍子也沒刮，顯得狼狽不堪。我叫他，他也沒反應。只是跟我爸爸拿了很多粗紙。

當然阿舅立刻通知西螺家裡。而三叔一路尾隨警車，到了嘉義地檢署，馬上通知就讀嘉義農校的二表哥林堯生，和在嘉義開工廠的表姑—二舅公的女兒莊張上珠。請他們分別守住地檢署的兩個出口，掌握父親的行蹤。安排妥當後，三叔立刻驅車趕回西螺。

此時母親已和二舅公張崇岳及父親的摯友廖清江醫師出發去斗六，打算搭火車到臺中找蔣緯國幫忙。臨行阿嬤還提醒母親換一件素雅的衣服。一向注意什麼場合穿什麼衣服﹑穿戴合宜的母親，這天憂心如焚什麼都記不得了。

到了斗六，要去臺中應該搭山線火車，但是三個經常出入內外﹑見過大世面的人，竟然誤搭海線火車。到彰化時，本來可改換山線，三人憂心忡忡，竟也都未察覺，直到抵達清水，才發現錯誤，又折返彰化。在彰化火車站月臺換車之際，突然有一位高大英挺﹑戴著一副太陽眼鏡的男人，從背後拍著母親的肩膀，用日語說：

奧さん，どこに行きますか？（李太太，您要去哪裡？）

母親定睛一看，喜出望外，那是蔣緯國的副官。母親受日本教育，不會講北京話。而駐紮在西螺的裝甲兵中，她認識的唯一會講日語的就是這位董副官。母親把原委述說一遍。董副官告訴她，將軍有時住臺中，有時住臺北，這幾天人在臺北，他會馬上報告，請將軍協助。他又把蔣緯國的電話、地址給母親，請他們立刻搭車北上。

折騰一天，到臺北已是晚上八、九點了。二舅公和廖醫師都認為太晚不好意思打擾，而且董副官既已答應幫忙聯絡，明天再訪不遲。不如利用這段時間趕到省參議會拜會副議長李萬居。李萬居認為代誌大條，又帶著他們去找父親的另一位好朋友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黃議長也認為只有蔣緯國才幫得上忙，三人於是回旅館休息。

三叔從嘉義回來，看到家裡滿目瘡痍，一片愁雲慘霧。下午六點左右二姊放學回到家裡，才知道父親被捕，母親外出尋求救援，吉凶未卜。三叔正指揮司機和幾個傭人更換麻袋，處理滿地的稻穀和砂糖。七十二歲的阿嬤還在啜泣。二姊聰明能幹，遇事沉著冷靜，把弟妹好好地安頓在二樓。當時大姊十七歲，她從小體弱多病，十足的大小姐。二姊十五歲，四姊九歲，五姊八歲，六姊五歲，我才三歲，弟弟還是一歲的小嬰兒。哥哥十三歲，在臺南念書，不在家。

阿嬤平常睡在樓下大廳後面的房間裡。那天晚上特地到樓上來，說是陪小孩子，安慰我們。其實最需要安慰的是她老人家，她整晚翻來覆去，輾轉難眠，憤憤不平，反覆不停地說著：

日本時代，恁爸爸反日本，日本人嘛無甲伊抓去。中國時代，做鎮長，做甲無暝無日，閣替公家開遐爾濟錢（那麼多錢），賣三甲田嘛無夠，閣甲咱抓去。此款政府敢有天良？攏是我害他的，我當初那莫叫伊做鎮長就好了。

阿嬤唉聲嘆氣，二姊不斷地安慰她。阿嬤睡不著，就和二姊談起了李家的陳年往事、悲歡歲月和阿祖（外曾祖父）給父親批的流年，直說他並沒有牢獄之災啊！

被解送到嘉義的父親發高燒，向情報官要求到順天堂診所看病，或者請張進通醫師前來往診9。一方面可以退燒，又可以讓好友知道他的下落。可惜他的如意算盤並沒有達成，他被關起來了。先被單獨拘禁，關了好幾個鐘頭，無人聞問，讓他不知所措，恐懼橫生。晚上十二點過後，身體疲乏，精神不繼，才開始輪番審問，不准睡覺。繞著三個主軸反覆訊問，問題都相同，彷彿不問到你精神分裂不干休。疲勞轟炸了兩三個鐘頭：

「國民黨辦理歸隊，你為什麼不歸隊？」
「你和廖文毅是什麼關係？」
「廖文毅的錢是怎麼匯出去的？」
父親不厭其煩地解釋不歸隊的理由。又說：
「我不認識廖文毅，我只知道廖溫義（廖文毅原名）。我們是世交又是親戚，從小一起長大的。」
「廖文毅的錢怎麼匯出去的，我不知道。我和他沒有任何財務關係。」
「你不是大承信託株式會社的董事嗎？」
「一九三九年我加入廖溫義和他二哥廖溫魁（廖文奎原名）設立的大承信託株式會社。但是一九四〇年就退股了，跟他們沒有任何金錢往來。我是被陷害的。」

最後一次，情報官突然問：「你說是被陷害的，那麼是誰誣陷你呢？」

父親斬釘截鐵地說出D某某、李X潓和另一位人士。情報官開始不再逼人（後來證實的確是這三個人）。不久有人進來，和情報官咬了一下耳朵。那人出去後，情報官就叫父親找保證人辦理交保。父親鬆了一口氣說：

「三更半暝，啥人敢出來作保，我看只好請縣長幫忙了。」

情報官竟然派車護送他去斗六吳秀才宅（註3），請即將上任的雲林縣長當選人吳景徽具保，父親終於獲釋了。清晨五點多離開嘉義地檢署，總計失去自由二十三小時。

大約同時，西螺的家突然有人敲門，一直叫著：「李太太！李太太！」

阿嬤和二姊都不敢出聲。門越敲越響，住在對面、整夜不敢闔眼的三叔才開他們家的門出來探視，也不敢表明身分，只說鎮長太太好像不在家。這時警察才告訴他李鎮長已經獲釋，人還在嘉義，要他先來通知家人不要擔心。謝過警察，三叔大叫，阿嬤和二姊不敢置信地開了門，自是一番喜極而泣。

在臺北的母親等一行人，第二天一大早趕到蔣緯國官邸。一見面，將軍即告訴他們，李鎮長已在清晨獲釋，叫母親趕快回家團圓。 

父親獲釋後，才知道此案牽連甚廣，遭逮捕的無辜多達十餘人。他不顧疲憊的身心，病弱的軀體，立刻請求蔣緯國幫忙，展開救援行動。第一個交保獲釋的是鎮民代表會主席林萬安醫師。接著是後來擔任西螺鎮長、省議員、嘉南農田水利會長的廖秉輝……最後一個同案被捕的人重獲自由，已是四個月後的事了。這一連串的營救保釋行動，雲林縣地方人士戲稱為「犯人保犯人」。

註1：父親留日期間在京都購買的大公事包，俗稱ボストン（BOSTON）包。牛皮材質，純手工製作，做工精美細緻。父親從第一份工作開始，每天就攜帶這個公事包上班。

註2：粗紙很像今天拜拜燒的金紙，不過是素面，沒有任何圖案，質地也較軟、較薄。

註3：吳秀才宅為日治時期雲林首富——斗六士紳吳克明（一八七二—一九三七）故居。創建於一八八九年，一九一六年整建，迄今完好無損，為臺灣十大值得看的古厝之一。

書名：西螺大橋：我的父親李應鏜
作者：李雅容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20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