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美、中開戰的起點

書名：美、中開戰的起點：既有的強權，應該如何面對崛起中的強權？川普時代的美國，應該對中國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中國與美國，是否終須一戰？（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
作者：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
譯者：鍾友綸
出版社：光現出版
出版日期：2017/05/11

推薦序《美、中開戰的起點》：川普國師的「中美衝突論」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川普的對華政策，究竟會怎樣？到目前為止，還是言人人殊，難以理解的原因，主要是他的中國政策幕僚太少，而僅有的已曝光幕僚，又不被傳統精英重視，令人懷疑他們的立場，有多能夠變成現實。從川普競選到當選，高調以「中國問題專家」身份受訪的，只有不太懂中文的經濟學者納瓦羅（Peter Navarro）教授，他是現任「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我們也曾對他介紹。最近他2015年的著作《美、中開戰的起點》（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翻譯成中文版，我們不妨閱讀一遍，以理解這位當朝紅人的基本思路。

《美、中開戰的起點》圍繞一個基本主題展開：「中美之間是否終有一戰？能否避免戰爭？」全書的理論基礎，大概是源於國際關係理論大師米爾斯海默教授（John Mearsheimer）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再加上他個人的領悟。在本書開篇，納瓦羅回顧了「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這習近平曾引述的經典歷史案例，以帶出對當代中美關係面對的安全困境：習近平認為中美能越過陷阱，但納瓦羅則認為中美對彼此的意圖都難以了解，只能觀測對方的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結果在缺乏世界政府調停和管理的環境下，中美之間就存在持續的互相猜忌與顧慮。在他看來，唯有深入了解中國的戰略意圖和戰略實力，才能對未來中美關係判斷。

那麼在他眼中，中國的戰略意圖是甚麼？答案很簡單：正從守勢變成攻勢，從過去主張「保衛領土」、「保衛海上運輸線」，變成近年來東海、南海咄咄逼人，讓人懷疑中國有意顛覆東亞地區既有的地緣勢力均衡，進行富侵略性的戰略擴張。讓納瓦羅作出判斷的重要依據，乃中國近年急速發展的「非對稱」戰略實力。在書中，他不僅對中國的軍事預算、戰艦戰機製造、核武儲備等軍事力量點評，更關注中國的潛艇、飛彈、網絡攻擊實力，認為正是後者讓中國有了以低成本的武裝力量（如一枚超音速飛彈），摧毀美國高成本戰爭機器（如一艘航母）的「非對稱實力」。純粹從軍事投入的成本收益考量，美國若要遏制中國在東亞擴張的野心，將花費遠高於中國的戰爭資本，顯然不划算；在納瓦羅看來，這正是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優勢所在。

接下來納瓦羅對台灣、朝鮮半島核問題、東海、南海、南亞中印邊境爭端等區域熱點，逐一勾勒。按照納瓦羅的論述，在上述爭端地區，美國或擁有切實利益（如南海的自由航行權）、或是有關鍵盟友，而中國與上述周邊國家隨時可能爆發的衝突，都有可能將中美捲入大戰，輕則是慘烈的持久戰，重則引發核戰。至此，納瓦羅得出結論，稱無論是從意圖上、還是能力上看，中美之戰都似乎難以避免。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爭議地區之所以存在衝突風險，以和複雜的歷史糾葛密不可分，但納瓦羅列舉各個潛在「戰場」時，對歷史背景著墨甚少，分析亦受局限。他本人的專業領域亦非軍事，在上述大篇幅關於中國軍事技術、戰力和戰略對抗模擬的論述中，技術性細節同樣屈指可數，學院派是不會對這類論述認真看待的。

為了彌補這些缺陷，納瓦羅採訪了數十名有美國政府、軍方背景的專業人士，大幅引述他們的分析。然而這寫作手法的缺憾也顯而易見：在種種情景模擬中，納瓦羅及其採訪的專家們，都反復強調中國與美國兵戎相見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而這些觀點，早已存在於美國對華政策圈，並沒有為當下中美關係的分析作出原創性的補充。從這一角度上看，本書前三分之二的內容，更適合被看做對美國政界、軍界既有的「中國憂慮」的整合。

在本書的末尾兩章，納瓦羅把話題從「戰爭」轉向「和平」，而他對中美和平的可能性，自然不樂觀。民主黨的智囊傾向相信，密切的貿易往來，能夠緩解兩國緊張的關係，這也是目前各方不認為中美之間會爆發大戰的結構性因素；納瓦羅則認為和中國進行的貿易，對美國而言是「損己利人」，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衝突的可能。在這一環節，納瓦羅終於回歸自己的專業領域，但他對中美貿易的觀察和推論，也不是數據派的，對反方的數字幾乎毫無引述。例如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社會接納中國加入 WTO後，中國正式與世界經濟接軌，納瓦羅認為這一決定的代價是「超過七萬家美國工廠關閉，失業和低度就業的勞工數量最終會超過兩千五百萬人，讓美國欠了中國上兆美元」，但因果關係的推論，就難以輕易確立。

首先，這一統計數字本身存在諸多爭議，美國本世紀以來，就業崗位減少，不僅是因為美企將工廠轉移至海外，更與生產自動化密切相關，後者對傳統就業崗位的衝擊，不亞於貿易。其次，針對「中國製造」，納瓦羅的分析也過於片面：因為正是中國較低的生產成本，讓美國消費者得以享受較低物價，但對此納瓦羅隻字不提。至於人民幣是「操控匯率」的觀點，雖然已被不少主流經濟學者駁斥，但納瓦羅依然照用不誤。當得知納瓦羅獲得川普內閣提名時，美國經濟學界多抱以驚訝態度，不是因為立場，而是因為他的「使命」，讓方法論過份粗疏。

然而，儘管納瓦羅對「中美之戰」的演繹，不乏片面和誇張成分，但他的分析絕非不值一讀。恰恰相反，讀者需要關注的並不是書中對潛在軍事衝突的渲染，而是納瓦羅、以及他所代表的「另類右派」，在審視中美關係時的分析框架。在奧巴馬時期，米爾斯海默等傳統現實主義者都被冷落，「合作共贏」是中美官方輿論的主流基調；而即使是米爾斯海默本人，也是相當學院派的學者，筆者曾有書面之緣，深覺其性格開朗、務實，不會像納瓦羅那樣隨便基於簡單的意識形態推論國際形勢，也不會輕易認可川普的外交路線。

但事實還是清晰的：正是在民主黨管治時期，中國的綜合國力（包括軍事實力）暴增，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地位相對下滑。自由主義者往往強調，中美合作帶來雙方「絕對收益」的增長，利多於弊；但在宏觀層面，中國崛起、東亞地緣政治格局發生巨變，都已經是客觀事實，倘若從「相對收益」看，中國顯然是大贏家，而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本土的利益，確實將被中國衝擊。從前，美國決策者對此視而不見，但如今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正是旨在扭轉這一趨勢。川普時代出現，意味著久被冷落的現實主義思維重新主導對華政策，而要了解這一華府新視角，納瓦羅的《美、中開戰的起點》，無疑正是入門讀物。不過，川普是不可能照單全收的，納瓦羅負責是開天殺價的角色，其他傳統精英、幕僚則負責落地還錢，這才符合川普的「為商之道」。

小詞典：進攻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

美國芝加哥大學國際政治教授米爾斯海默創立的國際關係理論體系，用以描述大國政治。它基於數個假設：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大國具備進攻性軍事力量、一國的意圖難以被別國把握、大國是理性行為體、生存是大國首要目標，而大國為了捍衛自身存在和利益，只能和潛在對手先發制人競爭。在此基礎上，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大國之間更有爆發衝突的可能性，是為「大國政治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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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台灣

問題：以下哪個因素最可能讓中國和美國因為台灣引發戰爭？

1.民族主義     2.地緣政治     3.意識形態     4.道德規範

明顯的是，兩國戰爭之間的可能性隨著風險而提高。特別的是，台灣是兩國開戰最可能的導火線。為了了解原因，以及為何問題中的四個選項都會造成影響，我們必須從北京和華府的不同觀點來看。

美國海軍學院的吉原俊井教授在觀察之後，針對北京的民族主義危機做出了概略整理：

中國認為台灣是最後一塊百年國恥期間失落的領土，中國取回台灣，讓台灣回到祖國懷抱，是不可動搖的信念。

因此，吉原警告：

中國和美國之間有爆發大戰的可能性，因為中國幾十年來都不斷重申，中國人準備好為台灣而戰。

但是如果認為，中國努力取回台灣全是出自於民族主義情懷和百年國恥「絕不重蹈覆轍」的自尊，會是錯誤的結論。另外至少有兩個重大理由，讓北京政府相信，重新掌控台灣這個「叛亂省份」是絕對必要的，一個是地緣政治因素，另一個則是意識形態。

地緣政治的理由也就是房地產的絕對原則：地點。一個始終不變的事實是，台灣幾乎位於第一島鏈的中點。中國少將彭光謙和姚有志在談到地理戰略的意義時說到：「台灣如果疏遠中國大陸，中國將永遠被鎖定在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西邊。」在此情況下，「中國將會失去復甦的重要戰略空間。」

至於占領台灣牽扯到的意識形態，北京政府面臨的海峽兩岸問題是自由民主獲得的優勢，一個小小的叛亂省份居然可以擁有幾乎完美的民主體系。在此要進一步澄清歷史，國民政府的元首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黨員在一九四九年抵達台灣時，並未實施民主。相反的，蔣介石自己也採取專制統治，與中國大陸的毛主席一樣殘暴且嚴酷。

不過台灣不凡的地方是，一九九六年進行總統直選之後，擁有充滿活力且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在台灣，開放的辯論和思想交流造成激盪，投票率極高，和平的政權轉移實際體現了政治層面的自由，促進國家經濟的成長與開放。

事實上，台灣的民主讓北京政府的專制主義者深深恐懼，因為這向中國人民和世界上其他人證明了，北京最常重申的主張是全然的謊言。但基於本身的文化和性格，中國人民需要強大的專制政府來擴展經濟，讓儒家社會得以適當運轉。

基於以上這些理由：民族主義、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北京政府需要重新掌控台灣，而全中國也視台灣為願意為其一戰的「核心利益」，台灣是一個必要條件。

從這個複雜等式的另一個角度來看，當然還要考慮到美國，而北京、華府和台北方面也不斷詰問的是，美國是否準備好在一場似乎獎賞極小的戰場中，為了保護台灣而戰。事實上，過去數十年來的美國總統，都讓北京政府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美國願意為了政治和經濟實務上的考量犧牲台灣。

舉例來說，請回想美國總統尼克森和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只將台灣視為削減蘇聯勢力以及適時結束越戰的棋子。為了達成那些目標，尼克森和季辛吉想辦法讓台灣在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並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

時間來到二〇〇〇年，在宣誓將「傾盡全力」保護台灣後，小布希總統卻公開在二〇〇三年譴責台灣總統的「言論和行為」，表示「他會自行做出決策以改變海峽兩岸僵局，而這是美國不樂見的」。民主黨總統歐巴馬也很快追隨小布希牆頭草的態度，他和他的前行者一樣，拒絕對台軍售防禦用的先進武器系統。

當然，在審慎為台灣制定政策時，華府的政治領導人一直都有難題要面對。美國的經濟極度仰賴中國，因此始終不情願改變現狀。另一個政治的轉折是，許多華府的官員也非常仰賴跨國企業的大筆政治獻金，而這些企業在茁壯的中國貿易中可以取得大量的利益。因此，政治和經濟貿易兩方面都侷限了美國對台灣的支持。

對吉原教授這樣專家來說，美國的「侷限」和總統既有的搖擺不定，會提高風險。因為美國的遲疑和軟弱傳達出的訊號，也許會讓快速軍事化的中國變得更大膽，最終將大舉入侵。吉原教授認為，中國會嚴重誤判美國對台灣問題的堅定立場。

在此，台灣的生存不只對美國的道德和意識形態有重大影響，蓬勃發展的民主也能促進自由和和平的貿易。另外，傳統基金會的成彬也描述了地緣政治相關的嚴酷現實：

除卻日本和沖繩，台灣也許是第一島鏈中開發程度最高的一個，因此疏離台灣在某方面來說，是為中國海軍敞開大門，讓他們可以暢行無阻進入太平洋中心。

針對這點，吉原也補充：

如果中國能以和平或武力手段拿下台灣，就可以將第一島鏈一分為二，並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前線布局切成兩半。這對二次大戰後美軍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布局來說，是前所未見的。

很顯然，這樣的「美國軍事布局」將非常仰賴，美國在第一島鏈周邊的協約盟友，所形成的不可或缺的戰略三角。美國在很多島上都有先遣基地，而台灣的防禦就是第一島鏈的支柱和中心。這樣的布局是因為日本攻擊珍珠港後所帶來的合理影響，「國恥日」讓美國學到了孤立主義和從亞太地區退兵的教訓。

這也是因二次大戰的血腥戰事而導致的軍事布局。因為麥克阿瑟將軍(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在珍珠港事件後從菲律賓丟臉撤兵時，大批的日本戰機就從台灣起飛，在空中和菲律賓群島坑坑洞洞、煙硝四起的跑道上，擊敗了麥克阿瑟的轟炸機和戰鬥機，難怪麥克阿瑟會用「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來形容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