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劉仲敬點評近現代人物:蔣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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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近代史的墮落──劉仲敬點評近現代人物(國共卷)
作者:劉仲敬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201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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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的幽暗之心──蔣經國

蔣經國(1910-1988)的少年時代充滿了不安全感,一部分源於他父母的尷尬關係【註1】,另一部分源於口岸和鄉村兩種生活方式的衝突。兒童大抵有原始動物式的本能,能夠領會各種微妙的氣氛卻不知其所以然。青年蔣介石不是稱職的父親,不明白兒童的需要在於安全和愛撫的體會。他自己就是任性而衝動的人,又將上海灘起伏不定的浪人生活帶進了兒童高度敏感的世界。蔣介石作為父親,像許多自以為是的男人一樣,以為物質和成功是最重要的,對微環境的穩定性和心理安全感非常遲鈍,經常盲目地踐踏兒童世界的玻璃房子。他在物質上慷慨大方,但兒童恰好在物質方面極不敏感。蔣經國的母親屬於那種既軟弱又執著的類型,將自己的焦慮和怨懟投射給兒子。

少年蔣經國的認同偏向母親,對父親為他安排的前程採取應付過關的態度。他的世界很早就分為內層和外層,隱忍和窺測的本領遠在同齡人之上。他從蘇聯的嚴酷訓練中倖存,端賴這種早熟的素質【註2】。蔣介石在同樣的年齡,比兒子任性得多。這種差異反映了父子兩代人所處的不同環境,蔣介石的社會至少對青少年的健全人格更友好一些。蔣家雖然掙扎於小康和困頓之間,但泛化的儒家價值觀仍然籠罩全社會。蔣氏母子都不會懷疑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周圍的人都有明確的角色。富貴和貧賤的變化都是緩慢積累的產物,都是各個社會角色原先軌跡的自然延伸。蔣介石的家境可能困難,但顯然充滿了誠實和信任的氣氛。蔣介石喜歡當面得罪人,尤其是得罪領導,動不動就拂袖而去,或衝動起來往往孤注一擲,對不可逆性的失敗估計不足,他厭惡對東方太監式的詭詐,並回敬以方向感很差的暴戾。戒懼的惡習大體是血氣之罪,中年以後,蔣介石用儒家和基督教的道理修身養性。女人、攀龍附鳳者和惡意陰謀家都有理由認為,這種男人很好對付。他的雷區暴露在明處,沒有長期掩飾的能力,順著他的脾氣就能牽著他走,即使讓他吃虧都不用擔心他反悔。

蔣經國從蘇聯回國時,性格就已經定型。跟他父親恰好相反,他的硬智力不如父親,卻有女人和特工比較常見的那種擅長體貼和操縱別人感情的能力。他父親用人恩多威少,卻因為性格多稜多角而不斷得罪人。他自己用人則外寬而內忌,物質方面遠不如父親慷慨,暗地的監視和牽制卻遠遠超出了父親的性格和智力允許的程度,取得了不遜於安德羅波夫【註3】和周恩來的統戰成績。蔣介石待專家學者厚道,但為人剛愎固執,不會逢迎文化人的虛榮心,對自己的經驗抱有也許是過分的驕傲,結果經常被這些文化人抹黑成不學無術的文盲,其實他的知識水準在外行人當中已經算是優秀了。蔣經國比較注重方式方法,自己又非常缺乏虛榮心,擅長挪用周圍專家的意見,懂得把握在出乖露醜以前閉嘴的節奏,儘管知識背景比蔣介石還差,卻能給粗心的觀察者留下超出實際水準的印象。

蔣介石在私生活中是激情的奴隸,很容易做出好色自私的男人會做的事情,但如果面對比自己更加高貴和堅定的女人,根本就沒有佈局和控制的能力。蔣經國的私生活像優秀的克格勃(KGB)人員一樣恐怖,幾乎無法區分老謀深算的佈局和個人感情的流溢,甚至很可能他從蘇聯返回後就已經習慣於不再區分公私領域了。蔣介石和陳潔如【註4】的故事屬於情慾驅使的凡夫俗子,在經驗豐富的小說家、律師和牧師看來十足乏味。蔣經國和章亞若【註5】的故事屬於周恩來和潘漢年的無間世界,彌漫著為黨國自閹的特殊材料加工廠氣息。情慾衰退後,人多半會慢慢流露本色。蔣介石的晚年越來越像專橫仁慈的儒家大家長,宋美齡的晚年越來越像虔誠的中產階級基督徒。蔣經國的晚年可怕地酷似安德羅波夫的最高峰,把全部私生活都變成了統戰工作的一部分,甚至死後都得到了安德羅波夫一模一樣的勝利和失敗。蔣方良【註6】的晚年酷似加裡寧同志的妻子,只剩下擠乾了一切水分的橘子皮。

宋教仁和汪兆銘的性格仍然屬於前一個時代,以波蘭獨立戰爭和日本明治維新的中國版主角自居。蔣經國和劉少奇已經屬於後一個時代,將浪漫的犧牲和邪惡的密謀同時去魅,甘做革命不知疲倦的會計師。蔣經國的仕途始於贛南特區,代表國民黨內親蘇勢力的抬頭。國民黨的黨務部門和情報部門即使在清黨以後仍然是左派的大本營,把地方勢力和軍隊看成有待於繼續革命的腐敗勢力。蔣經國的權力之路恰好從這兩個缺乏榮耀的分支起步。張聞天政府涸澤而漁的政策瓦解了長期妨礙國民黨深入群眾的宗族和土豪,使贛南變成了一張易於畫圖的白紙【註7】。蔣經國只用了微不足道的福利貸款,就將已經一貧如洗的殘民變成了依靠社會工程為生的雇傭人員。新贛南的社會組織由開明的技術官僚和馴服的窮人組成。蔣經國組織模仿蘇聯的群眾組織,負責將工程師應付不了的髒活排除在他們的視野之外。只要中央政府支援模範工程的資金流持續不斷,這場遊戲就可以永遠玩下去【註8】。但抗戰後期的形勢並非如此,因此蔣經國最終拋棄了這條政策和財政闌尾。

在抗戰後期,國民黨親蘇派遭到最尷尬的挫敗,他們的理想國家被地緣政治和分贓機會無情地打擊。黨內的腐敗分子對此是滿不在乎的,他們早就默認東北和西北至多算國府的藩屬國,預見到左派整頓地方勢力的企圖肯定會得罪蘇聯。他們又一次看準了。在這場遊戲的結尾,蘇聯將腐敗的地方派系和鴉片販子恭維成開明士紳和社會賢達。一心改造社會的積極黨員和熱愛進步的技術官員反而得到了蘇聯贈送的極右分子的帽子,因為他們的折騰破壞了灰色緩衝地帶,將國民黨推到了必須跟蘇聯正面衝突的危險位置。

蔣經國在此期間屬於上述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派系,他在西北和東北的試探活動暴露了該派系眼高手低、虎頭蛇尾的性格【註9】。如果蔣介石當真打算利用這些機會栽培他,那麼他的表現顯然已經證明自己還沒有成熟到值得栽培的地步。二戰與冷戰之間的幾年,他的命運就是打入冷宮。這不是他個人的厄運,統一戰線時代的粉紅色人物在冷戰前夜大都落到左右不是人的下場。蔣經國在政治上相當於國民黨的華萊士【註10】,本來很可能就此結束政治生命。上海打虎失敗【註11】,證明資本主義政治框架妨礙了社會主義管制順利展開。進一步就是陳雲,退一步就是岸信介。蔣經國本人意氣消沉,沒有表現出決斷的勇氣,幸而國民黨及時崩潰,替他做出了選擇。 

蔣經國赴臺初期,主要負責情治工作的整肅和重建。國民黨習慣將這些工作交給黨內左派,以及真實或偽裝的前共產黨人。蔣經國深厚的蘇聯背景使他特別適合駕馭這些人。他麾下的前共產黨人,對台灣五十年代的所謂「白色恐怖」負有最大的責任,老派軍人或體面的資產階級人士遠不如他們擅長斬草除根。他們一方面消滅了本土士紳,實質上完成了對岸同黨的階級鬥爭工作;另一方面又消滅了自己在島內的同志和晚輩,實質上完成了對岸同黨的自相殘殺工作。他們在前一方面的徹底性不及對岸,結果導致臺灣新生代土豪提前以民主名義復辟;在後一方面的徹底性大於對岸,結果導致臺灣技術官僚提前以建設名義搶班奪權。

蔣經國本人從特務首腦轉型為內閣首腦,本身就反映了這兩種相反相成的發展趨勢。他主持的保密局和國防安全會議在五十年代初期取代了鄭介民和毛人鳳的舊班底,在五十年代中晚期模仿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轉型為正規的技術官僚組織,中層幹部的培訓和技術裝備的補給完全依賴美國的對口機構。國防部情報局對應美國中央情報局,司法部調查局對應美國聯邦調查局。國家安全會議模仿美國的類似做法,不設實際管理機構,協調所有情報治安機構,包括駐外武官處和島內憲兵司令部,論實權僅次於總統和行政院長【註12】。後來的評論家有意無意忽略了剿匪對民主的規範性和刺激性作用,恰好跳過了最關鍵的一環。臺灣情報機構的現代化先於軍隊和政府,現代化的節奏恰好跟蔣經國從保密局到國防部和行政院的節奏同步。現代化的成功就是中原流亡領導人武斷權力的結束,或者說是美國世界秩序的內化。工作人員對無論民選還是任命的領導都沒有多少依賴性,但美國導師和同儕的交流共用只要中斷六個月就會讓他們混不下去。從此以後,周恩來和李克農的特工工作模式實際上已經過時了。從後來的江南案【註13】看,美國情報機構一般能夠先於臺灣政治領導人瞭解臺灣情報部門的真實做法。這種基於溝通習慣的柔性規訓和基於天花板約束的剛性規訓構成了臺灣不成文憲法的核心部分,成文憲法必須通過重新解釋符合世界憲制的基本框架。蔣經國如果完成不了第一階段的任務,就不會有多少機會坐穩行政院長的位置。只要他能夠坐穩行政院長的位置,經濟政策大體是一個搭順風車的問題(一九七二年三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大力推行國民黨的本土化)。美國佈局於外,美國訓練的中層管理人員配合於內。冷戰格局的機會窗口配合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領導人只要識時務就行了。

蔣經國似乎沒有預見到自己的死亡,並不希望出現吸引眾望的明確繼承人。他不斷提拔技術專家和政治外行擔任副手,然後在他們積累到足夠的經驗和聲望以後,重新換上新一代沒有經驗和聲望的技術專家和政治外行。如果他像自己以為的那樣,還可以多活十幾年,李登輝是沒有多少機會在一九九零年代繼續擔任副總統的,很可能會在後來的繼承人面前扮演類似林洋港的角色。不過,李登輝的仕途和本土化的政策是兩回事。後者是蔣經國在繼位以前就已經開始的佈局,非常不可能因為具體人選的更動而改變。蔣經國自己主持的本土化不一定導向民主化,但肯定包括了封鎖統派路徑的意圖。他是國民黨內最瞭解蘇聯政治語言的人,而廖承志的遊說【註14】已經暴露了特洛伊木馬的未來安置方式。有限、可控的本土化恰好能讓對方吃啞巴虧,而自己仍然處在可進可退的有利地位。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啟動的遊戲在自己身後完全失控。

這主要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臺灣憲制必須適應世界憲制演化的問題。隨著羅馬世界(指美國主導和維繫的全球秩序)的來臨,外邦人重啟多極世界的成本日益超過購買羅馬保護的成本。羅馬憲制僅僅通過對外邦憲制行使世界憲制的仲裁權,就已經足以整合全世界絕大部分邦國的秩序資源和物質資源,對任何潛在的帝國覬覦者預先實施天花板鎖閉和路徑鎖閉。從系統演化的角度看,羅馬世界逆行為多級世界的可能性並不比太陽系逆轉為星雲的可能性大多少。獨攬霸權的羅馬和沒有霸權欲望的小邦通過互利共生的演化,將分享競爭性霸權的地方性強國生態位瓜分殆盡,以至於後者已經不可能用文明與合法的方式重演前輩的成功了。

蔣經國死於冷戰結束的前夜,享受了天意能夠賜予政治人物的最大恩惠:死得其時。否則他只要多活十年,無論如何決斷都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從所有各方贏得超過其應得的讚美,倒是很有可能得罪所有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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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蔣經國的母親是蔣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1882-1939)。一九零一年,毛福梅與蔣介石結婚,一九一零年生下蔣經國。此後,蔣又有了側室姚冶誠和新的妻子陳潔如。一九二七年,蔣為了與宋美齡成婚,毛福梅被迫與蔣離婚。

【註2】蔣經國一九二五年十月赴蘇,與馮玉祥等人的子女一同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並加入共青團(團小組長是鄧小平)。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黨,蔣經國在學校的聲討大會上用俄語高呼「打倒反革命蔣介石」。在校期間,他成為蘇共候補黨員。一九三三年,蔣經國與王明發生正面衝突,共產國際因此要求將他流放到西伯利亞。這是他在蘇聯生活時期最艱難的歲月。《真理報》曾經刊出蔣經國寫給母親毛福梅的信,說父親是「全體人民公敵,因此也是他兒子難以和解的敵人」。這封信出自王明之手,王寫好之後,讓他簽字。他再三拒絕,最後還是簽了。一九三五年,他與女工芬娜結婚,芬娜後改名為蔣方良。一九三六西安事變後,蔣經國回國成為可能。十二月十六日,周恩來與蔣介石會面,擔保蔣經國可以回來。一九三七年二月,蔣經國在莫斯科的告別茶會上說:「中央派我到中國,以便把家父爭取到我們這一邊。」
【註2】安德羅波夫(1914-1984),蘇聯政治家,曾任蘇聯KGB首腦,一九八二年接替勃列日涅夫成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安德羅波夫是蘇聯歷史上第一位從情報領域的領導人升任蘇共和蘇聯最高領導人,他在任KGB主席十五年中,強化了KGB組織,建立了一個較穩固的權力基礎。他傾向於反對個人崇拜,儘量避開禮儀性活動。
【註4】陳潔如(1906-1971),出身商人家庭。一九一九年,已有一妻一妾、年過而立的蔣介石初次見到陳潔如,就對她軟磨硬泡展開追求。蔣向陳母表示有意明媒正娶陳潔如,並聲稱自己已與原配及侍妾脫離關係。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蔣陳結婚。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為與宋美齡結婚,安排陳潔如赴美留學,隨後在《申報》上刊登啟事,宣稱與其「本無婚約」。而蔣介石日記中涉及陳潔如的許多紀錄,均被墨筆抹去。
【註5】章亞若(1913-1942),一九二六年結婚,並育有兩子,後丈夫去世。章亞若一九三九年擔任蔣經國秘書,隨後與蔣經國發生婚外情,並於一九四二年初在桂林生下兩子蔣孝嚴、蔣孝慈。同年八月十五日,她在桂林醫院突然死去。蔣孝嚴後來說:「經過長期縝密的查證,我很確定母親章亞若是被父親蔣經國的手下害死。」另外,蔣經國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蔣介石始終不知道蔣經國、章亞若的戀情,更不知道兩人育有孝嚴、孝慈二子。
【註6】蔣方良(1916-2004)隨蔣經國來到中國後,再也沒有回過蘇聯,一直保持低調,很少露面。她晚景淒涼,蔣經國死後,三個兒子也相繼去世。臺北國史館邀約她口述歷史,也被拒絕。
【註7】南京國民政府收復「中央蘇區」時,這裡已經凋敝不堪。據統計,瑞金、寧都、興國、雩都、會昌、石城、廣昌七縣原有人口一百五十餘萬,被帶走充當紅軍者達十五萬六千餘人,在肅反運動中被害者四萬多人,因缺乏醫藥而患病者一萬餘人。故人口銳減,尤以壯丁缺乏為甚,計僅有人口八十餘萬,且多半老弱殘廢,壯丁不及百分之三十。
【註8】一九三九年六月到一九四五年六月,蔣經國擔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區(贛南)行政督察專員和保安司令,他提出「建設三民主義新贛南」的口號,在此展開的「新政」包括:查禁菸賭娼、整頓吏治、取消苛捐雜稅、設立貧民救濟機構、日用必需品統籌統購,等等。由於他身分特殊,贛南各縣所徵田糧賦稅基本上由他全權處理,而不用向上繳納,此外,中央所屬的大庾鎢礦的鎢砂由他徵收「地方附加稅」,財政部鹽務署也在贛州設立了湘閩皖贛四省督運處,由他兼任處長,由此得到了許多額外收入,使他的「贛南新政」基本上沒有資金上的負擔。
【註9】一九四二年,蔣經國曾赴西北考察。而二戰結束後,蔣經國被任命為外交部東北特派員。他冀望爭取合作,在蘇聯明目張膽地掠奪滿洲的工廠、機器設備時採取忍讓態度。一九四五年耶誕節,他前往莫斯科,兩度拜會史達林,尋求滿洲問題的解決。但蘇方並不信任他,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認為他「偽裝是蘇聯真心的朋友」。在交涉失敗後,蔣經國備受抨擊,政治地位下降。此後兩年,他的曝光率極低。
【註10】華萊士(Henry Agard Wallace,1888-1965),羅斯福時期任農業部長、副總統,杜魯門時期任商務部長。他象徵著新政民主黨人的平民哲學,設計了整個三十年代民主黨政府引起爭議的農業政策。杜魯門上臺後,他反對與蘇聯對抗,被人稱為「史達林主義的走狗」,最後遭到解職。
【註11】一九四八年八月,蔣介石頒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等法令和辦法,宣佈發行金圓券,實行限價。行政院特設經濟管制委員會,下設上海、天津、廣州三個督導區。上海區以俞鴻鈞為經濟管制督導員,蔣經國為助理。蔣經國雖名為助理,實際上負全責。到上海後,蔣經國即「以伸張正義的做法,嚴懲囤積居奇的奸商、汙吏,穩定民生必需品的供應」,同時希望「以群眾運動的方式,獲得廣大民眾的共鳴和支持」。先後扣押上海申新紡織公司總經理榮鴻元及杜月笙之子、鴻興證券號負責人杜維屏等「老虎」,轉交法庭審理。蔣經國用高壓手段「限價」,嚴禁物價上漲,從而形成更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十一月一日,行政院宣佈取消限價。當日,蔣經國發表《告上海人民書》,承認自己未能盡責完成任務,在若干地方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應向政府自請處分。
【註12】一九五零年三月,蔣介石任命蔣經國為「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兼任特設的「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負責整合已有的情報部門。為了清除道路,蔣介石親自勸退了中統的陳立夫。蔣經國將軍統、中統兩大特工組織合為一家,將兩局人員混編,打破兩局長期以來的半敵對狀態,建立現代諜報體制,結束私人割據的局面。
一九五四年,在蔣經國的推動下,蔣介石設立以鄭介民為局長的國家安全局,而蔣經國則是國家安全局的實際領導者。此外,還分別設立仿照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模式的國防部情報局和仿照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模式的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憲兵部隊、大陸工作會、海外工作會、駐外武官處等情報機構,均定期向總政治部及國家安全會議報告,接受督導。至此,蔣經國成為全島超過五萬多特工人員的共主,在國民黨內成為僅次於總統蔣介石、行政院院長陳誠的第三大人物。
蔣經國執掌情報部門時期,臺灣對內部的整肅達到高潮。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七年解嚴為止,被捕入獄的人數將近三萬人。經查證,錯殺的無辜民眾總計約五千人以上。
【註13】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著有《蔣經國傳》的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被臺灣情報局雇用的臺灣竹聯幫人員刺殺身亡。劉宜良為大陸收集情報,同時也是FBI的線民。
【註14】廖承志(1908-1983),廣東惠陽人。廖仲愷與何香凝之子,一九四九年前多數時間在國統區工作,一九四九年後,歷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僑辦主任,港辦主任等職。長期是中國共產黨海外統戰工作負責人。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廖承志致蔣經國先生的公開信〉,信中聲稱「臺灣終必回歸祖國」、「和平統一純屬內政」、「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國共應該「再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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