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戰後日本「創世紀」神話 ──《東京小屋的回憶》與日本人的戰爭記憶

長期以來，台灣的日本近代史敘事多半複製日本戰後歷史學公式論點，認為1930年代的日本法西斯當道，軍部暴走發動對外侵略戰爭，人民是生活在「黑暗時代」的受害者。這種「國家（軍）VS.社會（民）」的善惡二元論深植人心，無怪乎標榜追尋台灣「美好年代」的電影《KANO》上演時，會受到諸多質疑批評，1930年代的殖民地台灣人應該也一樣在戰爭陰影下過得水深火熱，怎麼可能會美好呢？此種政治正確的正史刻板印象，與戰前人民的實際生活體驗產生了巨大的落差，台日皆然。

近年日本社會興起了昭和懷舊風潮，文學小說、攝影圖集、電影舞台劇、美術博物館特展等，玲琅滿目。除了緬懷1960-70（昭和30-40）年代高度經濟成長的社會（山崎貴《ALWAYS 三丁目》系列電影為經典代表），也開始追溯到戰前的「昭和摩登」丰采，那一段教科書未曾記載的燦爛時光，從庶民生活的角度重新詮釋歷史。許多昭和人物傳記紛紛出土，提供更多正史對照的研究素材。司馬遼太郎尊明治貶昭和的大河劇思維相對式微，各式各樣的「地方故事館」在大小鄉鎮陳列觀光，儼然一場昭和文化復興運動。山田洋次導演的這部《東京小屋的回憶》，改編自中島京子直木賞得獎小說《小さいおうち》（The little house），從「女中」（女傭）宮布多喜的角度描繪當時日本中產階級的主婦家庭生活，透過細緻的取材與時代考證，再現昭和戰前期帝都東京的繁華風貌。對於那場慘烈的戰爭，也提供了女性觀點的另類反思。

中島京子得獎後接受專訪表示，寫東京小屋最大的出發點就是希望在戰爭體驗者還活著的時候，寫出他們真實的時代感受。而選擇「女中」為主角，靈感來自日本近代文學作品當中女傭角色的不可或缺。森鷗外、夏目漱石、志賀直哉、芥川龍之介、太宰治這些大文豪，幾乎都會在小說裡提及女中，甚至以之為主角，例如谷崎潤一郎的《台所太平記》，還曾改編成電視劇。雖然「女中小說」尚未構成日本文學史的專門領域，但透過女中去理解戰前都市白領階層的生活面貌，幾乎是一個理所當然的選擇。

為了符合時代原貌，讓存活的戰爭體驗者能點頭稱是，中島遍讀當時的新聞報導、女性雜誌以及作家日記，這些當時人們在想什麼吃什麼的生活感「追體驗」，是東京小屋受好評的理由之一。電影裡女主人時子愛用的紅茶杯、愛聽的留聲機樂曲、玩具公司主管男主人吸的煙草款式、小少爺的少年雜誌與流行玩具、廚房客廳臥室的擺設、和洋折衷「文化住宅」的隔間動線與庭院街景…等考究，讓小說的文字成功具象化，引領閱聽大眾親身走進那個時代。山田導演本人兒時就住過小說裡的那種摩登建築，小說字裡行間滲出的真實感，讓年屆82高齡的他激動不已，主動爭取拍攝成電影。

透過多喜與時子的女性日常生活圖景和對白，越是平凡無奇，反而越令人真實感受到亂世變動的恐怖與人性裡的欺瞞與無力。小說電影裡的不倫秘密與多喜終生的愧疚，似乎也映射出人在面對創傷時的「選擇性記憶」。而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的落差越大，越代表這個社會的歷史傷口仍未完全癒合。如同劇情結尾時年邁的小少爺恭一吐露的心情告白：那個時代，每個人的選擇或許並非出於本意。精確來講，有人真的是被迫，有人則是主動希望如此，得等時過境遷，沈澱下來才能看透徹。

關東大震災後沒多久開啟的昭和時代，是日本年號期間最長，爭議也最多的時代，但歷史教科書往往以不成比例的短篇幅帶過：1929年世界恐慌、515事件、226事件後走向軍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珍珠港事變、太平洋戰爭失利、廣島長崎原子彈投下、天皇宣布戰敗。新井一二三在小說台灣中文版的序言裡直言，戰後日本人的集體記憶，從1945年敗戰廢墟開始，GHQ的日本重建與美日安保體制，成為新生日本的「創世紀」。昭和戰前期隱晦混沌不堪回首，實際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多半噤口不願多談，造成了家族世代間歷史認識的鴻溝。（令人無法不聯想台灣「日本語人世代」的曲折）

作者設計另一條平行線的外部視角，讓多喜甥孫健史以戰後世代的歷史認知不斷質疑多喜自傳敘述的「偏頗」，例如，15年戰爭爆發了，怎麼可能悠閒吃咖喱豬排呢？南京大屠殺時居然有心情去百貨公司特賣會血拼？最典型的是1936年東京申奧成功，預定1940年舉辦，後因戰事取消，這一件影響戰前庶民社會的大新聞，健史居然毫無所悉。這種跨世代對話的手法，在近幾年來日本有關戰爭的小說電影裡常常出現，如《男人們的大和》和《永遠的０》。很大的問題意識與中島京子相同，都希望能在戰爭體驗者有生之年，留下點什麼紀錄傳承。除了對公式左翼史觀的不滿外，也與傳統右翼的大東亞史觀有所不同，沒有大張旗鼓搖旗吶喊反戰口號，更貼近活在那個當下的人之真實處境。

近年日本昭和史研究不斷推陳出新，打破戰前戰後斷裂史觀見解，強調日本社會動力的連續性。例如小說電影裡提到的1940年奧運，雖然曇花一現，但累積下來的人力與運作機制，成為1964年東京奧運的推手。同年舉辦的「紀元2600年」奉祝式典，並非如戰後歷史學詮釋的那般，是種大規模的天皇制洗腦儀式，而是早在明治初期就已經著手的，以皇室品牌推動日本經濟發展的長期國民國家統合之一環。硬要套上軍部動員的法西斯謀策，未免太牽強，而奉祝紀念事業所開展的都市建設計劃，更直接反映在戰後廢墟的驚異復興成就上。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不斷的對話，雖然老生常談，卻總容易被上位者所遺忘。失語者重新找回話語權，或許才是正視歷史事實與責任的真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