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五想想】：我看台語片：台灣不只是特色，台語不只求寫實

從戰後初期的黨營（中影前身）、軍營、省營三大片廠的反共政宣片開始，歷經老台語片、華語片、新（浪潮）電影以至於新台語片，不同語言大開大闔、大鳴大放、輪番上陣、各行其道，其中的語言脈絡，可以試著說分明。

分明的引子，來看看一個贈勳儀式。2011年，所謂的「民國百年」年初，李子達（李行）導演由總統頒授「二等景星勳章」，表彰他長期以來對「我國」電影文化的卓越貢獻，觀禮者包括「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董事長朱延平、「台北金馬執行委員會」主席侯孝賢、張毅、楊惠姍等。

馬英九致詞表示，李導演在台灣電影界可說是「活的制度」（living institution），《王哥柳哥遊台灣》（1959）、《蚵女》（1964）、《養鴨人家》（1965）、《秋決》（1972）、《原鄉人》（1980）等作品讓國人重新對台灣歷史有一番體會，過去60多年來台灣已發展出「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雲雲。

李行所引領並發揚光大的「健康寫實電影」，在台灣的確是個綿延不衰的「活的制度」，成全了李行「台灣電影之父」的封號，「健康寫實」也承先啟後，貫穿了台灣電影不同時期的延續與轉折。

1963年，電影學者李泳泉老師指為台灣電影史上語言模式轉移的關鍵年，仍大量產出的台語片已露疲態，華語片市場則除了《梁山伯與祝英台》風靡全台、導演李翰祥來台創立電影公司之外，新改組的黨營中影公司也提出方興未艾的「健康寫實主義」路線，李老師指其在「建立台灣電影風格，提升台灣電影製作水準上」功不可沒，然而從其題旨內涵來看，所謂健康寫實其實是「過往政宣電影脈絡的延續」，「只是在技術上更加圓熟精煉，在敘事上更細緻含蓄、更不著痕跡」。（《台灣電影閱覽》，1998，p.29）

如此的八股政宣內容，是不符合「台灣電影之父」崇隆形象的，所以論者如林濁水先生究其思想內涵，指其為「受到左翼修正的強烈傳統道德觀」，把健康寫實的思想背景溯源連結到更深遠的中國1920、30年代的五四運動精神傳統，據此來「凝視台灣的現實」。

在凝視台灣現實之餘，健康寫實電影配合政府獨尊「國語」的語言政策，於呈現本土語言這另一個台灣現實上，出現了明顯的欠缺。廖金鳳教授比較文夏主演的《再見台北》（1969）和白景瑞導演的《家在台北》（1970）兩片，同處台灣電影轉向的關鍵時期，「台語的被排除於《家在台北》故事中的社會生活，可能也是兩者之間最顯著的差異。無論在家裡、學校、機場、牧場、工廠、工地或街坊攤販，這是一個國語的世界」，唯一的例外，是「可能已經被融合進入國語體系的『滷肉飯』台語」。（《消逝的影像：台語片的電影再現與文化認同》，2001，p.179-180）。

台語「滷肉飯」這個「國語世界」裡的外來語，代表的正是中華文化主流裡的一種「台灣特色」。這個特色在1980年代崛起的新電影裡愈為突顯，可以是《看海的日子》（1983）裡妓女戶唱的一曲台語《雨夜花》，可以是三段式《兒子的大玩偶》裡侯孝賢導演的同名段落裡鄉間貧苦人家的台語對話，中影公司從早期政宣片到健康寫實片再到新電影，在呈現「台灣特色」上不斷進化，是愈來愈「圓熟」、「精煉」與「細緻」的。

林濁水在想想論壇撰文，讚許李行的健康寫實電影呈現的農村和小街小巷景物，「不是紀錄片卻比紀錄片更真實紀錄了當時的生活」（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articles/view/812），類似的評語也常用在侯孝賢的電影上，師徒一脈相承。強調寫實的本土「真實感」，就要突顯台灣「特色」，從故事題材到人物對白，在都市與鄉野之間，在台語和非台語之間，去貼近或呈現一種台灣本土「特色」，所以人物的外型、舉止、說話要是「憨直」啦、「純樸」啦、「率真」啦等等的，想當然爾的種種「特色」。        

台語如果是做為一種「特色」而存在，所呈現的無非是台灣尋奇式的扁平真實感而已；而如果是向台語片傳統的實質回歸與開創，呈現的則會是台語本身的語言層次感和在地正當性，一種立體的真實和語言感，這是新台語片要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