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權促進會祕書長
今年5月底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堡，民眾聚集在Taksim廣場保護Gezi公園的集會活動，土耳其警方以強制殘暴的執法手段，對和平示威民眾進行驅離與壓制。此事件雖然一開始遭當地主流媒體封鎖，但行動者透過社群網絡的傳播，已快速吸引全球目光，國際人權組織紛紛發表聲明支持人民行使和平集遊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與歐盟也對土耳其政府執法不當表達關切與呼籲。過去十年，土耳其政治經濟發展在中東北非地區一枝獨秀，當2009年末該地區突尼西亞引發阿拉伯之春浪潮時，土國政權仍相對穩定。而此次土國人民大規模的抗議，是否也將帶來另一波土耳其之春的改變契機，更令外界期待。
其實阿拉伯之春不只以民主選舉重新決定突尼西亞、埃及等新政府領導體系，另一件巨大的成果是讓世人了解行使集會遊行的重要性。正是人民紛紛走上街頭，以群眾力量質疑獨裁體制正當合法性，最後爭取到無須歷經流血武裝革命，促成了體制改革的第一步。因此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2010年10月通過決議(A/HRC/RES/15/21)，新增設和平集遊結社權保障特別報告員，該名獨立人權專家的任務即是了解掌握全球各國集遊人權落實情況，在既有的國際人權條約規定下，進一步為保障集遊人權提出具體改革建議。
反觀台灣人民的集會遊行權利，憲法第十四條雖有明文保障，但長久以來，政府先以《戒嚴令》實施，後以《集會遊行法》規範，架空憲法權利保障，長期鉗制了人民集遊權利的落實。《集會遊行法》從1988年制定公告以來，歷經一次大法官解釋(釋字四四五)與二次立法院不痛不癢的修法(1992年、2002年)，至今仍然緊箍民權不動如山，任由行政機關大量擴權來決定人民能否順利進行集會遊行。廿多年來，不管是在野的政黨或是人權團體，莫不多次號召修正集遊惡法，後者希望早日還權於民，而前者則是在下台後才發現集遊法對統治者實在是太好用，如果不修法削減政府權力，一旦在野則恐難有翻身掌權之時。
經過了這些來來回回上上下下的政治算計，也難怪重返政權、佔國會多數又行政獨攬的國民黨根本無意實踐2008年馬英九競選總統時的政治承諾。面對國會立法者的怠惰無能與行政執法者的囂張，民間社團從未放棄對集遊惡法的挑戰。一次一次個別和平集遊活動進行，即是展現公民自主自信的實踐，更是向傲慢權力的深沉抗議。然若集遊者不幸遭警察檢方移送起訴，社團則不斷在法律救濟上努力，寄望司法單位能嚴謹守護法治國最後一段防線。
在四年前「野草莓」學運中，遭檢方以違反《集會遊行法》起訴的「首謀」李明璁教授，經承審法官認為現行《集會遊行法》有諸多違憲之虞，二年前遂宣布暫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釋憲。本件集遊法釋憲案的重要性不僅在《集會遊行法》個別條文的違憲與否，更重要的是台灣已批淮、已國內法化的聯合國兩人權公約，大法官將如何看待此人權公約在台灣的法律位階效力，能否以更積極進步的角度，引入國際人權標準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權。
雖然近年來在多啟集遊法案件中，司法審查品質略有提昇，但是統治者對付人民和平集遊的應變花樣卻越來越多，包括以《社會秩序維護法》、刑法防礙公務等罪名，恐嚇社會運動參加者。警方執法的濫權，未符暴力要件即上手銬、活動無論「合法」申請或未事先報備，警方一律全程錄影搜證等等，都已逾越了法律條文的授權。面對此種應接不暇的人權問題，我們當然不會天真地以為一件進步的司法判決、一號大法官解釋或是立院完成修法，所有集遊人權困境便可一掃而空。但不正是人民力量一次一次的覺醒與展現，才阻檔了威權惡靈，才敢於懷抱公民力量能帶來正向改變的期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