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內外】從戰前吳新榮對小津安二郎作品的評價談起

今年是小津安二郎誕生120周年、逝世60周年紀念，作為日本重要電影大師，日本與台灣都有相關紀念活動與影展。

今日台灣，喜愛小津安二郎電影的影迷不少，即使作品年代久遠，仍不斷在其作品當中咀嚼再三者，大有人在。值得提問的是，台灣對小津安二郎較全面的認識，基本上是從1980年代伴隨電影評論雜誌的介紹，外加盜版錄影帶乃至光碟為中介開始的。在小津安二郎的時代裡，是否有台灣人觀賞過他的作品？

答案是有的。吳新榮與呂赫若兩位作家在1942年都看過小津安二郎戰前的最後作品《父親在世時》（父ありき），也都以日文在日記裡寫下心得。1942年4月13日，呂赫若當時在東京，他在日記裡記載：「在等候（呂）泉生的時候，散步銀座，到日比谷電影院看《父親在世時》，不好看」。1942年7月1日，住在台南佳里的吳新榮則在日記裡如是寫道：「到帝國商事找（毛）昭癸內兄一起去宮古座看《父親在世時》，大失所望」。

可以看到，無獨有偶，兩位台灣文化人對小津安二郎的《父親在世時》並不感興趣。可以延伸討論的是，《父親在世時》是1941年情報局主辦的「國民映畫參加作品」，1942年也獲得情報局賞，按當時的電影體制來說，屬於國策電影。

從日記裡的觀影紀錄與心得來看，吳新榮相較呂赫若電影看得多，而且經常看完電影後直觀地寫下對電影的好惡，感動的電影尤其振筆疾書。很多人對國策電影有個直觀的印象，就是洗腦電影。吳新榮所看過的國策電影不在少數，他對《父親在世時》大失所望，是否意味著他對國策電影不感興趣？

《父親在世時》裡的父子關係

根據竹林出的《小津安二郎的軌跡》一書所指出的，《父親在世時》的劇本1937就寫好了，不過，同年小津安二郎收到徵兵令，前往中國戰場，兩年後回到日本繼續拍片。

《父親在世時》一如小津電影的風格，以家人之間的感情為主軸，淡如水似的劇情卻見張力。金澤的中學老師堀川妻子早逝，獨立扶養兒子良平。電影中，堀川的形象一絲不苟，帶著中學生出去畢業旅行，不料發生學生划船溺斃的不幸事件。堀川決心負起責任，辭去教職，帶著良平回到故鄉長野。不過，為了工作，良平只能住校。而後，堀川為了栽培良平讀大學，隻身前往東京工作，存錢賺取學費。原以為不斷分開的父子能在東京一起生活，未料，良平考上仙台的大學，畢業後在秋田的學校任教。父子只能一週見面一次。堀川覺得良平也到適婚年齡，他覺得良平與友人的女兒速配，希望他們成婚。然而，就在此刻，堀川病倒過世。電影的結局是良平與妻子搭著火車向秋田駛去。

飾演父親一角的，是小津電影的老搭檔笠智眾。1904年出生的他，1928年就開始在小津電影《年輕之夢》當中擔任配角，《父親在世時》是他第一次在小津電影中擔任主角。從這部電影之後，戰後也多次在小津電影當中飾演父親角色。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們看到的《父親在世時》與戰前略有不同，戰前版最後一幕播放戰時軍歌《海行兮》（海行かば），事實上這首歌頻繁出現在1930年代末期到1940年代的日本電影當中。

國策電影是什麼？

國策電影一詞，就字面上來說，是符合國家當前政策的電影之意，不過，這個說法時而籠統，有無明確的標準？

1939年4月，日本政府頒布《電影法》，條文共計二十六條。戰時中頒布的《電影法》，洋溢著國家介入電影製作發行乃至放映的色彩。不過，法律條文中未見國策映畫一詞。按古川隆久的《戰時下的日本電影：人們看了國策電影嗎》（戦時下の日本映画：人々は国策映画を観たか）一書所言，國策映畫這個名詞從1938年夏天就開始出現，不過，並沒有明確的定義。

研究者因而多從其他政策文件的規定，試圖找出國策電影的參考定義。諸如古川隆久以電影審查費用免除的規定為參考。這個參考定義的背景是1937年4月，負責電影審查的內務省警保局提出電影審查費用免除的標準：電影內容是關於國體觀念的昂揚、國民道義的確立、對我國國內外情勢的正確認識、軍事、產業、教育、防災、衛生等的宣傳乃至增進公益的作品。

此外，1940年12月，電影的主管機關由文部省改為情報局的電影科，情報局開始獎勵國策電影的劇本募集，櫻本富雄的《大東亞戰爭與日本電影》（大東亜戦争と日本映画）一書當中，便以1941年情報局所刊登的電影劇本募集廣告基準：軍事電影、防諜主題、戰時新生活體制、以國民保健與人口問題等為主題的健康歡樂題材、技術者的生活、戰時下中小企業者的應對與生活方式、學生生活的描述等七項。

從前面對國策電影的界定來看，國策電影其實類型多樣。《父親在世時》為何被情報局列為受賞作品？最重要的原因，應該在於笠智眾所飾演的父親，傳達了戰時下剛毅承擔的男性形象，這也是戰時下精神戰力的一環。
國策電影真的成功洗腦了嗎？

在筆者看來，國策電影約略可分為四種類型：一是描述戰場奮戰為主題者、二是藉由傳統的創造，將時代劇重新在戰時下重新詮釋、三是以日本生活為背景，強調戰時下的精神、四是融入娛樂元素的非典型國策電影。

吳新榮日記當中，恰好都看過了這四種類型的電影。對第一與第二種類型，他興趣缺缺。第一種類型當中，吳新榮1939年12月5日在台南看了《土地與軍隊》，從記載當中可以看到，這部電影在台南連映5天，場場客滿。1939年在日本上映的《土地與軍隊》（土と兵隊），是以前線士兵在戰場的日常與心理為主題。

不過，在吳新榮看來，「並非好到感動人心的程度，只是看到戰爭的慘狀，使人萌生出反戰思想」。第二種類型當中，吳新榮所看的是《忠臣藏》與《國姓爺合戰》，前者是日本知名的時代劇，後者則是以鄭成功的故事為主題。1939年5月28日，他在台南的世界館觀看《忠臣藏》，評價為不愧是眾星雲集的豪華電影，「但它太過於忠於史實，較難引起興趣與感動」。1941年4月28日，他到台南世界館看《國姓爺合戰》，在日記裡，他寫道「電影評價不高」。

第三種類型當中，吳新榮所看的包括《爆音》（1939）與《父親在世時》，她的反應兩極。《爆音》的內容是農村的人們想盡辦法，為國家能夠加緊製作戰鬥機捐款的故事。導演將農村的樸實與人情味淋漓盡致地描寫，這或許是吳新榮大受感動的原因。1939年5月12日的日記當中，吳新榮提到赴台南宮古座看電影，恰好《爆音》演到一半，「對此國策電影我留下感動的眼淚。我終於明白了自己在不知不覺之中，已經完全變成日本人了」。

相較於《爆音》裡濃郁的人情，也許再加上戰爭的持續，對淡如水的《父親在世時》未有共鳴。第四種類型的代表就是李香蘭的「大陸三部曲」─《白蘭之歌》（1939）、《支那之夜》（1940）以及《熱砂的誓言》（1940）為代表。1940年2月25日吳新榮在台南看了《白蘭之歌》，當天的日記裡寫道，「雖然是一部國策電影，但以滿州作為背景的這一點來看，拍得相當成功。畫面呈現出大陸壯觀遼闊的景色，使人感動。而在大陸開墾經營的日本人的偉大，讓人佩服。縱然這部電影在意識形態上或藝術水準上，還不到令人心服口服的程度，但以描寫的內容和歷史事實、時代的動態而言，是讓人銘感於心的」。

國策電影給人的印象，是日本政府為了戰爭所進行的洗腦工具。不過，如果考據國策電影，可以發現國策電影有多種類型。就觀眾的視角來看，他們未必對國策電影全面接受，而是有自己的偏好。以吳新榮的例子來說，喜愛人情濃厚以及帶有壯闊景色的電影，更重要的是，這些影像召喚出他自己內心超乎預期的日本人認同！這也是戰時下台灣人的一種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