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宗教到政治》: 「一個中國，一個福爾摩沙」

黃彰輝與彭明敏先後提出台灣人自決主張

彭明敏家族跟長老教會有密切關係。他的曾祖父是東港沿海小村的居民，在早期馬雅各醫師來打狗（高雄）傳教時，皈依基督教。彭明敏的祖父彭士藏年輕時，是巴克禮牧師的廚子，後來成為台灣人基督徒生活圈的領導人，被稱為「彭牧師」。彭明敏的父親和母親都是長老教會長老。

比黃彰輝小九歲的彭明敏（1923年出生），從小接受日本教育，一直到日本戰敗的1945年，他在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尚未畢業。1946年返回台灣後，轉入台灣大學政治系。當時他的父親彭清靠醫師，是高雄市參議會的議長。1947年二二八事變爆發，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巡邏隊，每看到台灣人聚集在一起，便隨意射殺。彭清靠議長被推舉率代表團去要求彭孟緝撤離巡邏隊。當他們進入要塞司令部時，即刻被逮捕，並以繩索捆綁，在頸後打結；其中一位代表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隨即遭槍決。彭清靠醫師雖然倖存，但是他已經「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彭明敏1948年台大畢業後，留校當兩年助教，1951年出國留學，研究太空法；三年內先後獲得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碩士與法國巴黎大學博士。1955年，彭明敏回到台大執教。他在國內外出版傑出的論文（包括一本八百多頁的國際公法專著），所以三年後就升正教授。他已成為太空法與國際公法的權威學者，時常應邀參與國內外學術會議，包括兩度應季幸吉（Henry Kissinger）的邀請，分別到哈佛大學與東京參加國際問題研究會。1961年台大任命他當政治系主任。

1961年，因聯合國大會要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國民黨政府派彭明敏為中華民國代表團的顧問。行前，國民黨秘書長唐縱要求他關注在美國的台灣獨立運動。彭明敏謹慎回答說：「從事獨立運動的人們，多在外國大學得到了學位，並不是單純天真的小孩，我是否能夠影響他們，值得懷疑，甚至他們的父母，對這類事情，恐也無影響力。」

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是一個「重要事項」，必須大會三分之二以上投票同意才能變更。投票結果，國民黨政府險勝，維持其在聯合國的席位。

代表團回台之後，彭明敏成為學生以及各界注意的焦點。國民黨中央黨部邀他去報告對聯合國大會的觀感與台獨運動的情形。他坦率陳述海外台灣學生的台獨想法：「他們反對國民黨政府的體制和結構；他們不滿足於僅僅參加省政府而被摒除於『中央政府』實際權力之外；他們認為台灣人有繳稅的義務，卻無參政的權利。」他當時只是據實以告，並沒說出政府應做什麼改變。談話結束後，黨部人員表示感謝、欣賞他的坦誠。蔣介石總統還接見他。1963年他被選為「十大傑出青年」。

1962年初，彭明敏教授（38歲）應邀到台南神學院演講。在黃彰輝院長（47歲）主持下的南神，有幾位非凡人物：安慕理副院長（43歲）與彌迪理教授（41歲）這兩位開明的英籍牧師，精通台語，並同情台灣人盼望獨立、期待自由的心情。在國民黨政權戒嚴控制言論思想的時代，彌迪理牧師說，要看新聞唯一的方法是把台灣報紙「顛倒過來」看。

還有美籍杜佐志牧師。他不是浸在教堂講道，只想拯救靈魂的那種傳統牧師，而是一位極有創意的社會運動家，對社會公義、自由、民主、人權等政治問題非常關切。他關注國民黨戒嚴統治下的台灣政情；他平時喜歡與台灣基層社會庶民打成一片，所以被笑稱「流氓牧師」。杜佐志牧師擁有耶魯大學神學院學位（1951年畢業），夫人凱西（Kathy）則是紐約協和神學院肄業，兩人1959年來台時是30歲左右，年輕力壯，充滿社會正義感，以及為世間窮人爭取正義的道德使命感。杜佐志牧師在南神教社會倫理學與都市宣教策劃。杜牧師跟彭明敏教授經常見面，兩人對於台灣政治民主的改革，看法一致。

總之，從宗教的愛心出發，南神的幾位外籍牧師教授，關注台灣政情與關懷庶民的社會困境。黃彰輝院長的神學教育主旨，就是要求南神師生融入民間，培養社會政治意識。南神是台灣唯一使用福佬話（福佬話是諸多「台灣話」當中之一種語言）上課的學校，所以彭明敏教授也用台灣話演講，而且還大膽討論台灣人自決的問題。

事實上，黃彰輝與彭明敏兩人不約而同，先後提出台灣人民自己決定台灣前途的政治主張，黃在先，彭在後。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期間，在國、共兩大勢力的脅迫下，黃彰輝與彭明敏前後一致反映了許許多多台灣人的心聲，奈何當時沒有「公投法」。

1961年，彭明敏在紐約觀察到，「聯合國討論這〔中國代表權〕的問題時，極少提到台灣人民，國民黨當然不承認台灣人與它的利害並不一致」。在國民黨的壓制下，台灣人的聲音在國際場合無法表述。然而，1953年，日內瓦WCC「普世教協」籌備委員會議上，黃彰輝即直言：「讓我覺得驚異的是：沒有任何言論在討論台灣人民對他們的將來是什麼期望，以及他們的家鄉台灣的將來該如何。」黃彰輝乃公開主張：「一個中國，一個福爾摩沙」，和平共存。

黃彰輝回顧：「我的台灣意識弱化以後，一直思考如何基於此一原則傳道授業，帶領台灣教會，我也與當時的黨外人士郭國基、葉廷珪、侯全成、韓石泉保持聯絡。我在英國曾嘗過自由的『禁果』，再生活在國民黨極權體制下已難忍受。」

在「倍加運動」後期，大約1963-1964年，黃彰輝與彭明敏、黃武東、林和引在台南成立一個教會小組，探討教會如何處理政治危機問題。但是，1964年9月彭明敏被捕，黃彰輝對國民黨的一絲期待完全破滅，以致在「倍加運動」中，「最後的研究報告，並沒有列入有關台灣政治情況的一章」。

彭明敏何以被捕？從海外回來之後，他的房子總是擠著台大學生，偶爾，還會有市議員和地方政治人物加入一起討論國內外政治局勢。1964年初，彭明敏和兩位台大畢業生謝聰敏與魏廷朝，共同起草〈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它強調「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是事實，「反攻大陸」絕不可能；台灣人民，不願被國民黨或共產黨統治。它呼籲全台灣一千二百萬人，不分省籍，竭誠合作，遵循民主的原則，建立新政府，制定新憲法，保障基本人權與獨立司法；台灣並以新國家身分加入聯合國。

彭明敏等3人秘密安排印製該宣言，已經印好1萬份，預備郵寄給台灣各界領袖，不料被國民黨特務察覺，在1964年9月20日遭逮捕。審問過程中，謝聰敏與魏廷朝遭到毒打和生命威脅，而彭明敏則因學者聲譽與來自國際學界的壓力，國民黨謹慎處理。國民黨即刻展開宣傳，抹黑彭明敏等3人的宣言內容：宣言明明主張台灣人與大陸人應該互相合作，實現民主，發展台灣，國民黨卻宣傳說3人主張「殺死所有大陸人」。隱藏在這醜化宣傳的背後，實有國民黨的真正恐懼：認為如果多數大陸人與大多數的台灣人合作，那麼國民黨必然瓦解，政府必然垮台。

1965年4月軍事法庭判決，謝聰敏判10年徒刑，彭明敏和魏廷朝各判8年。然而，國際特赦組織等國際團體的奧援，以及美國方面施壓，迫使蔣介石於11月3日特赦彭明敏，可是仍然加以軟禁監視。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強調不分省籍，全民竭誠合作；國民黨專制獨裁的受害者不僅是本省人，也包括一般下層的大陸人；因此呼籲一般大眾的大陸人，跟大多數的本省人合作，以民主原則進行改革，而改革對象是國民黨大陸人權貴階級統治集團。這就是國民黨政權的真正恐懼。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在台灣43年的威權統治期間（1945-1988），一直被這恐懼所纏繞。主辦《自由中國》雜誌的雷震在1960年被捕入獄，就是因為他企圖聯合大陸人與台灣人，共同組織政黨，推動自由民主改革。

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對蔣政權的批判，確實一針見血，他給友人的信裡寫道：「今日的台灣，在表面上是一個『國』，在實際上早已成一人一家一黨的殖民地。」1964年起草〈自救宣言〉初稿的謝聰敏，曾頻繁拜訪殷海光教授，深受其鼓勵和影響。但殷海光並沒有宣稱「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字句，最早說出此字句的，乃是1953年在日內瓦開會的黃彰輝牧師。

黃彰輝於1953年提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福爾摩沙」、台灣人民決定台灣的前途之主張，而這主張在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與魏廷朝3人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裡，獲得充分具體的發揮與說明。

1963-1964年間，黃彰輝與彭明敏、黃武東、林和引在台南組成教會小組，探討研究如何處理政治危機問題。但是，〈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撰寫與印製，則是由彭明敏、謝聰敏與魏廷朝3人在台北秘密進行，沒有告訴任何人。1964-1965年的彭明敏事件，並未涉及黃彰輝，但他時常想到理念相同的友人彭明敏（和謝、魏兩人）受到情治單位困擾，甚至生命威脅，就感無奈，直到1988年臨終前，仍對這個事件感到相當難過。故此，彭明敏於1970年1月初，逃離台灣抵達瑞典後，當時已離台住在倫敦的黃彰輝，曾專程到斯德哥爾摩收留彭明敏的瑞典伯恩哈德（Bernhard）教授家裡看他。

戒嚴時期，國民黨政權嚴格管制台灣人民出入境。但1965年3月，黃彰輝順利接受了日本東京神學大學頒發的榮譽神學博士D. D.（Doctor of Divinity）。日本基督教神學界對他非常敬重，在京都同志社大學與東京立教大學也有許多友人。然而，1965年台灣長老教會開始遭到更多的政治困擾。

書名：從宗教到政治：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

作者：蔡榮芳

出版時間：2020年2月

出版社：玉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