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見北門,人文才有天光

友善列印版本

被「禁錮」長達三十九年的台北「北門」,終於在忠孝橋引道(北門高架橋)拆除後「重見天日」。在筆者看來,北門重現的意義不僅止於交通,更具歷史與文化的深刻意涵;同時,也啟發某些關於「人與城市」的哲學思考。

北門又名「承恩門」,建造於清光緒10年(公元1884)年,是目前世上僅存的閩式碉堡城門。它既見證老台北「大稻珵」的興衰,同時也見證台灣從清領、日治、國府遷台到民主化發展等百年滄桑歷程,其深具歷史意涵,毋須費言。

過去百餘年,北門曾二度面臨拆除的危機,不論是日本政府或國民黨政權,拆除的理由均與都市更新有關。但從符號學的觀點來看,建築本身即帶著相當程度的隱喻功能。北門既名「承恩」,並以清代閩式風格、碉堡式建構展現其時代性與功能性,復在外廓鐫刻「巖疆鎖鑰」碑文,其政治寓義不言自明。

換言之,北門具有「視覺政治」(the politics of visuality)的作用,悄然地形塑某種政治意識形態。日本人與國民黨人都想拆除它,恐怕除了「功能」的考量外,也不乏特殊的政治動機。這一點從日本人雖然保留了北門,卻將「巖疆鎖鑰」的石碑移作總督官邸涼亭的「墊腳石」,以及後來國民黨政府先是粗暴地將東門(景福門)、南門和小南門改建為中國北方城門式樣,並在其上鐫刻國民黨黨徽(如景福門)的作為即可輕易看出。北門之所以逃過被「北方化」改頭換面的命運,卻是原因計畫興建忠孝西路高架橋時將之拆除,但在文化人士的奔走呼籲下由「陵夷」改為「幽閉」,才因此倖存了其原本風貌。

上述事例說明,北門早已不是原先「工具性」的構設,而是一個具有人文與歷史意涵的符碼,同時也就彰顯出一個問題,為何這樣一個人文符碼不能見容於都市發展的工具性利益?除了政治意識形態以外,還有什麼值得我們推敲的?過去三十九年,雙北市人天天在忠孝西路上急驅而過,是否曾經思考,一條冰冷的高架橋如此侵凌一座古蹟,有什麼值得我們警惕的意義?特別是人生活於都市中,真正需要的究竟是什麼?

事實上,城市原本應該是人的「居所」,彰示「存有」的意涵(Being, 借用M. Heidegger的話)。人原本應該「詩意地棲居」,追求一種精神上的完整;但隨著人類為求生活方便而發明各種工具,人從利用工具變成倚賴工具,乃至被工具所綁架,原本寓居的城市幾乎完全工具化,人遂困陷於工具所引發的煩惱中,變得既「刻板」又「破碎」,成為物化的「庸常之人」(das man),失去獨特的存有性。高架橋無疑是工具性的,上頭奔馳的也是工具,人在其中,倉惶如蟑螂般竄行。而具高度人文象徵的北門,則被這些冰冷的工具牢牢箝制,不正隱喻人無法詩意棲居的坎陷?

猶如監禁在自我建構的工具性之城,真的是人們想要的?

因此,當柯文哲在一週內拆除忠孝橋引道後,重現風華的北門忽然令人領會到「人」與「城市」之間原本應有的關係,一如都發局長林洲民所言,「交通是服務,人文才是城市最重要的元素」。依柯市府的規畫,未來的北門,將與台北車站前的腹地連結成為一個廣場,展現「台北凱旋門」的意象,將來民眾散步其間,可以感受深刻的人文情懷。這樣的理念,不僅破除過去政客以政治符碼蔑視歷史古蹟的心態,同時也翻轉了以工具利益作為城市治理的霸權觀,重新確認「人」才是都市發展的核心。

只有當人文的價值被凸顯,人才有詩意地棲居的可能,一個城市也才堪稱其偉大。

作者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