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馬會：大小天朝主義的「朝貢政治」儀式（上）

台灣主權的掮客

2015年11月7日，全台灣的人，一同見證了一個歷史事件：民選總統成了台灣主權的掮客。但要追問這個事件的歷史起點，卻是非常遙遠，遙遠到至少要從1971年10月25日算起。那一天，台灣退出了聯合國。

1971年，蔣介石不顧盟國勸告，堅持不更易國號與領土主張來貼合台灣主權的現實，最後上演了「漢賊不兩立」、台灣自願退出聯合國的荒謬劇。蔣介石的頑固與愚蠢，據毛澤東說，是忠誠於「中華民族」的表現，但照台灣人普遍的看法，不過是緣於當時國民黨「私天下」的黨國專政體制必須靠「小天朝主義」的政治神學來維繫。「小天朝主義」，表現在街道的命名，表現在取締母語的帝國語言政策，表現在維持中央政府與省政府分立的雜沓二元治理，表現在虛構所謂「中國法統」的排他性政治代表機制和「一中憲法」，更表現在歷史與國文教科書中反覆塑造的「華夏道統」文化再現構造。

世事微妙而弔詭，正是這種「小天朝主義」，牽成了今日習馬會上的主權掮客，也讓「中華民國的自我消亡」成為「小天朝主義」最終的邏輯結論和歷史結局。許多人都忽略，習馬會對習近平也並非毫無政治風險（或者，用若干民進黨人的說法，習是有表現出「彈性」的）。對許多中國人，他們會在意：所謂「兩岸領導人的會見」，在動作上宛如給予台灣「對等政治實體」的地位，暗地承認「台灣政權是合法政權」，而不是「叛離的省份」；連計程車司機都調侃：「會面啊，可以把台灣收回來嗎？」

但畢竟，馬英九是深受「小天朝主義」文化浸染的帝國儒士。習馬會開場致詞，他特意在結尾引述了張載《西銘》的名言以自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個舉止，無意中讓我們窺探到宋代「天人合一」理學中潛在的「帝國形上學」維度。人們常忘了，張載也在《西銘》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馬英九在這種「帝國形上學」的庭訓下長大，深知他不能讓「天下秩序」的帝國主權者習近平擔負任何政治風險。開場致詞中，他狀若自然，當著習近平的面，將「九二共識」的「各自表述」吞下肚，奉上「一中原則」的「一五共識」；乃至在閉門會議中，賴怡忠也已經指出，馬英九其實也沒說出「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

對馬英九，這一切一方面是維護華夏帝國主權對附庸國的至尊地位，另方面也期待帝國主權者可以朝三暮四地隨意賞賜。「小天朝主義」下的主權掮客，確如姚人多描述的，「是一隻快樂的猴子」；而習馬會，不多不少，恰似一場繼承了蔣介石剛戾自用性格的天朝主義猴戲。蔣介石會對這個局面感到憤怒抑或欣慰？無人知曉，但可以確定的是：帝國主權不體現在國民黨這個避居帝國邊陲的「小天朝主義」朝廷，而是在中共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名建立的「大天朝主義」帝國，對今日中國與台灣的天朝主義者，都早已是如魚得水、天經地義的「天朝共識」。

「中華民族」的帝國宗教

諸多歐美媒體與智庫的評論，都論斷習馬會充滿「象徵意義」，但實質意義不明或闕如。可是，在解讀習馬會的「象徵意義」上，他們往往不經意就接受了中南海與國民黨攜手建構的「和平主義」意象。確實，誰會反對握手與對話，而主張刀劍與戰爭？當世人看到的是兩個過去「內戰」中的敵對勢力放下敵意坐下來，任何質疑或反對的聲音，似乎都帶有「好戰主義」的嫌疑。

不過，這種在「內戰」的語義脈絡下產生的歐美式解讀，對熟悉華夏帝國天朝傳統的人們，宛如隔靴搔癢。如同評論者二谷在《習馬會的儀式性、宗教性，以及歷史觀點》一文所點明的，習馬會堂皇華麗的「象徵意義」，其實源自它是一場「天朝主義」的宗教儀式，是一場「除魘鎮魔」的政治超度法會。在馬，是要透過「炎黃世胄」的政治想像，讓中華民國的幽靈回歸帝國本部；而習呢？則是要透過接見附庸國的帝國禮儀，來榮耀「華夏帝國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對雙方，這場朝貢和羈縻的宗教儀式都具有雙重的象徵政治意涵：既撫慰渴望沐浴在「大一統天朝上國」的無限榮光中的的帝國眾庶，也鎮壓追求獨立與民主的人民。

在這場天朝主義的宗教儀式，習與馬都頻頻使用兩個天朝主義語詞——「中華民族」和「炎黃子孫」——以此來護持政治上的「一中原則」。可是，這兩個觀念絕非來自人們以為的古老傳統。事實上，兩者都誕生於20世紀初，是中國現代化歷程下道地的「現代產品」。這些過程，在《中華民族論的演變》（鄭欽仁，台大名譽教授）、《中華民族、炎黃子孫、莫那魯道》（周婉窈，台大歷史學系教授）、《解構炎黃神話》（黃銘崇，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等學者的論著中，都有深入的說明，不再贅述。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歷史分析共同指向了一個台灣鮮少討論的政治議題：「中華民族」和「炎黃子孫」，都是當時中國的「遊士集團」，為著解決如何在共和國體的面具下去接收「清帝國遺產」這個「中國規模」特有的政治兩難，而在「帝國建設」的文化工程中發明出來的文化象徵和政治想像。

「共和或者帝國」的政治兩難，迄今依然糾結著中國。仔細觀察中南海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話語，它依然是環繞著「如何接收清帝國的帝國遺產」（直接統治的區域與東亞的朝貢體系）的問題，來形成其「帝國建設初階段」的內在動力與基本課題。如果明白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再帝國化」的歷史特質，習近平會拋棄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國策，而積極在經濟、軍事、外交到文化上全面擴張中國的世界權勢，就無須感到任何意外。毋寧說，中國當前的「帝國化」傾向，正表明中國20世紀的兩場革命——「國民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最終均失敗了；或者，你也可以說，是揭露了它們「真實的歷史作用」。

在這個歷史脈絡，不必懷疑，每一個特意使用「中華民族」和「炎黃子孫」這些語詞的天朝主義政客和文人，都知曉這它們在建構天朝版的帝國主義上的作用。雖然僅是一百多年的「現代發明」，但這種天朝主義的意識形態作用已是如此廣泛深入，以至於我們竟然很少意識到，國旗歌中出現「炎黃世冑，東亞稱雄」的帝國意象有什麼詭異之處。我們從來沒質疑過，那種陸權帝國的傳統意象，跟台灣被排除在聯合國的國家處境有什麼歷史關聯？與我們心目中台灣這個民主的海洋共和國，難道說在氣質上吻合？某個意義下，以「東亞稱雄」來「為天地立心」的「帝國心性」，正是習馬會這場漫溢「和平發展」語調的朝貢儀式之所以會讓許多人感到偽善或做作的原因。將「中國稱雄東亞」的帝國天命與「亞洲的萬世太平」畫上等號，是意圖為「平天下」的帝國大業降神的帝國術士們的基本功夫。

「天下秩序」的帝國經綸術

但完全將習馬會化約成一場榮耀帝國的宗教儀式，也可能一開始就錯了。相對於國民黨的「小天朝主義」，中南海的「大天朝主義」不光是「神道設教」的帝國宗教，進而還是「政教合一的普世帝國」的政治神學和統治構造。中南海的天朝主義操作，是具備實際政治效應的，關聯著物質性的帝國經綸術，也涉及中國中心主義的「天下秩序」。

台灣的論者通常忽略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典型的、常態的現代民族國家，而是「戴著民族國家面具的王權帝國」。對這個民族國家與王權帝國的混同體，政治運作上並不存在一般現代主權國家在「內政」與「外交」間設定的結構性區別；而這種「內政與外交的無區分狀態」，卻是華夏帝國古典的「朝貢政治」之所以成立的政治存有論根據或基礎。就如同習近平在他這次提出的「四個堅持」中表明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一個民族，不是國與國關係」。易言之，習馬會絕非一般意義下的「外交事務」，而是華夏帝國的「內部事務」。台灣的天朝主義法學家，試圖以「外交事務的秘密性」來證成習馬會的政治安排，既忽略了中國帝國主權運作邏輯的基本性質，也無從說明，習近平為何要在開場就定調，這次習馬會是「以行動向世人表明，兩岸中國人完全有能力智慧解決好自己的問題」？其實，「習馬會」的實質內涵，從來就只能是帝國主權的展示。所謂「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真正的政治效應是將台灣定義為中國排他性的勢力範圍，明確華夏帝國對台灣的帝國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