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是如何失敗的?──習近平與「中華型帝國過度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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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諸多發展中國家會在經濟發展上失敗而非走向普遍的富裕?最近流行的的見解是:因為這些國家具有榨取性(extractive)而非包容性的(inclusive)的制度架構。其實,倒轉這種觀察視角,人們或許也可以追問另一個對台灣迫近的問題:為何有些已發展或發展中的大國,會走向惡性的帝國擴張,而淪為世人眼中的「流氓國家」,卻非國際社會上的「公共財」供給者?

帝國是如何失敗的?這個問題,在人類歷史上恐怕是最古老的人文學術問題之一,特別是從羅馬帝國衰亡以來,這個問題一直就是西方知識份子聚訟紛紜的焦點。每個世代都會有自詡的帝國經營家或策略家,想從這個歷史教訓尋求「帝國建設」的正確道路;同時,也會有各種的反帝國勢力,會從這個「帝國失敗」的案例看到「帝國傳統」的非理性、不正義與不可取。不過,就這個問題的現代版而言,要如何解釋19世紀末到20世紀前半期,德國與日本這兩個「晚發展大國」轉變為「晚發展帝國」,並在與英國和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征途上走向帝國崩解的命運,恐怕才是這個追問當下的試金石。

但不論採取什麼理論架構來解釋,人們都要面對一個疑難:這些帝國走向失敗的歷史歷程,很難說是無知的結果;不論是當時的權力集團或社會大眾,都會認為他們的選擇在當下的歷史情境中是最優路徑。要在事後去解釋人們是如何基於自以為正確的謬誤判斷而走向毀滅的,從來就不容易;但對處於帝國擴張階段的人們,要去普遍認識到自己的決斷正帶領自己的社會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恐怕就更不容易。

就這點來說,今年3月中國網站上爆出的《要求習近平同志辭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公開信,就顯現若干引人注目的地方。這封公開信,在天朝引發了不小的風暴,不但因此流傳出「倒習聯盟正在成型」的陰謀論解讀,甚至激發了習近平將會在中共十九大「被取代」的臆測。但對台灣而言,重要的恐怕不是其中的「派系鬥爭」訊息,而是可以看到,對習近平在「帝國建設」與「帝國擴張」上的「冒進主義」,中國權力集團內部提出了強烈質疑。

公開信直接抨擊習近平拋棄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國策,在朝鮮核武問題,在美國重返亞洲問題,在香港與台灣問題,處處「盲目出手」,讓中國的外交情勢陷入困局。尤其,習近平推動的「一帶一路」戰略,將大量外匯投入不見回報的計劃,造成「外匯儲備過度消耗,人民幣進入貶值週期,大家的信心日漸低落,國民經濟陷入即將崩潰的境地」。嚴格說,這種質疑習近平的「帝國擴張上的冒進主義」的聲音,並非首見。2015年9月,另一封名為《建議中共中央撤銷習近平同志總書記的職務》的公開信,就已提出基調相同的批評,同時範圍更擴展到涉及新疆與西藏問題的「帝國建設」議題上。

然而,這些批評性的內容並不表示這些習近平的反對者就是「天朝主義」的反對者,而只是顯現了他們對「過度早熟的帝國擴張」造成的國際困境,有著不滿和憂慮——或者說,他們發現了這是可以用以攻擊習近平系的政治議題。即便如此,如果將這種不滿和憂慮放在「晚發展帝國」的歷史脈絡來看,它們確實又指向了一個基本的疑問:中國是否會重複德國與日本這兩個「晚發展帝國」案例,而走向「帝國過度延伸」(imperial overstretch)或「帝國過度擴張」(imperial overexpansion)的失敗經驗?

公開信的批評方向來說,相當接近美國學者傑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帝國的迷思:國內政治與對外擴張》(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一書所分析的「帝國過度擴張」情境:通過擴張來獲取安全的「帝國迷思」,其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帝國利益」,會被兩種反傾向所抵消;首先是地緣政治上的「作繭自縛」(激發其他國家組成反對帝國擴張的國際聯盟),其次是地緣經濟上的「過度投資」(在遠離帝國本體的邊緣地區不斷擴張,以至擴張的成本超過了擴張的收益)。

不論是就中國權力菁英從1840年以來「富國強兵」的「中國夢」來說,還是就中國1949年以來「超英趕美」的李斯特式追趕發展路徑來說,中國的「大國崛起」與前述的德國與日本經驗的類似性,似乎是不必質疑的。而在總體的社會特質上,中國為這種國家策略與經濟策略付出的巨大社會代價,也是類似的:一種總是為戰爭或者戰爭的準備而動員的經濟和社會——而且,這種「持久性的戰時體制」,不但使得政治上的「例外狀態」變成了「常態規則」,還隱然形成了「從未真正解除戰爭狀態」的「戰爭化經濟」與「戰爭化社會」。在中國,這種總體的社會特質,乃至還凝聚成好戰性的「狼性文化」話語,並且讓「狼性」成為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用以評價小孩的教育是否成功的判準。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中國當前會出現對帝國擴張趨勢的批評,不能不說不簡單。但真要細究的話,這些批評的聲音,已經來得太晚。這幾年來,在所謂的戰略專家和外交政策專家的圈子,人們對中國存在「早熟的帝國擴張」趨勢,可說已逐步形成共識: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南海就基於「美國霸權地位已經衰頹」的政治判斷,而在國際政策上採取強硬的擴張路線。美國戰略分析家愛德華·魯特沃克(Edward Luttwak),在他2012年出版的《中國的崛起與戰略邏輯》(The 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就指明中國有「過早的自負」的症候;以中國與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的島嶼爭議為例,中南海對周邊海域排外與獨斷的主權主張,不啻「蠻橫的掠奪」。他從「戰略邏輯」的角度,認為類似中國這類的「大國崛起」,只能在大力發展軍事實力和追求高速經濟成長間二者擇一,而中南海卻居然想兩者兼得。這種帝國式的擴張野心,不只引發諸多國家對中國在經濟上實施制約,同時已促使亞洲周邊國家自發而心照不宣地形成了針對中國的軍事同盟。而中國對這些「反帝國擴張」趨勢的視若無睹,也讓魯特沃克點名中南海有「大國的自閉症候」。

回到「帝國為何會失敗」的論題,至少對西方社會,啟蒙主義時期著名的史學家吉朋,在他膾炙人口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就給出了某種「標準答案」:「羅馬帝國的衰亡,乃是毫無節制的擴張(immoderate greatness)所帶來的自然而無可避免的後果。繁榮埋下衰敗的伏筆,隨著征服的擴大,毀滅的因子也隨之倍增;一旦時間或災難移走其人為的支柱,龐大的構造遂被自身的壓力壓垮。」直到今天,這個幾乎帶有「命定論」色彩的論斷,還是眾多「帝國危機論」的基本參照。

可是,畢竟羅馬帝國的失敗,乃是西方古代一個居有世界霸權地位的「世界帝國」的失敗,而與晚近德國與日本的「帝國式崛起」的失敗經驗,有著性質與範疇上的基本差異。在這點上,還應該指出: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特別喜歡援引「發展型國家論」,來論證「中國模式」在「發展意志」與「發展能力」上的優越性;但他們卻忽略了,德國與日本這些資本主義經濟上的「晚發展大國」,同時也是帝國式國家建設上的「晚發展帝國」。「晚發展國家」的經濟優越性,從另一個歷史視角來看,同時也正暗示著「晚發展帝國」在「帝國過度擴張」傾向下邁向自我敗亡的政治必然性。

「晚發展帝國」是否必然走向「帝國過度擴張」的趨勢?要探索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沿著「晚發展帝國」的問題軸線,來對20世紀初期歐陸關於「帝國主義」的經典辯論,做出重新的理解與詮釋。概括地說,不論是熊彼得的《帝國主義與社會階級》,還是布哈林的《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儘管對帝國主義的起因與社會承擔者有著絕然相異的論斷,但基於德奧資本主義的歷史經驗,他們都無意中揭示著一個基本事實:晚發展的資本主義大國,非常容易在國家壟斷性的經濟體制下,在權力集團內形成好戰的「帝國主義」利益群體,而經由威權式的政體,激發出不受任何社會制約的帝國擴張傾向。

易言之,我們可以發覺:在晚發展大國的歷史脈絡中,不具社會包容性的「榨取性發展」策略,加上壓制人民自由的「威權民粹主義」政治,實際上正構成了支持「帝國過度擴張」傾向的溫床。以中國的案例而言,我們可以說,在中南海宣示一帶一路與亞投行計劃後,中國媒體與網路上絡繹不絕的「持劍經商」的帝國民粹主義話語,正見證了一種「帝國性的軍事產業複合體」思維的發端與主流化。

這種對20世紀的「帝國主義」問題的重新理解,就台灣的知識份子社群而言,可能也提出了一個新的功課:過去,在分析台灣的國際處境上,我們經常會以「帝國夾縫中的台灣」來描述和定位;然則,這個表述方式,卻似乎存在一個基本的盲點:在理論邏輯上,誤將作為「晚發展帝國」的中國,與作為世界霸權的美國等量齊觀。特別在分析台灣的國際處境上,作為世界霸權的美國,它的「美國型帝國過度延伸」問題,與作為「晚發展帝國」的中國所呈現的「中華型帝國過度擴張」問題,或許該嚴格地區別開來,並且在論述上分開處理。

可是,無論如何,中國當下在內部幾乎未受任何阻攔的「帝國化」趨勢,絕非人類歷史的新鮮事物。在西方,對羅馬共和為何會演變為羅馬帝國,一種古典的解釋就是:羅馬共和內的貴族階級,是經由對平民奪取土地的鬥爭而形成的,而且是經由控制國家機器而維持的;在這種不穩定的階級構造下,對外的帝國擴張,就成為了內部社會改革的「替代品」。藉由這個經典解釋來看,中國當前的天朝主義走向,顯現出來的危機傾向,就不能不說顯得深重了:習近平發動了「早熟」的「帝國擴張」,但卻落得招致了周邊國家和人民的抗拒,形成了「作繭自縛的困境」,也召致了「帝國投資效益不明」的內部抵制。雖然這種「帝國過度擴張」的危機徵候,已成為中國權力集團內部反對習近平勢力的攻擊點,並且希望將國家機器運作的優先課題擺回到「內部改革」上,但這種企圖是否有成功的機會呢?

有幾個觀察點,或許可作為推求答案的初步線索。首先,是「帝國建設的政治經濟學」經典的「霍布森問題」:誰在從帝國擴張中獲利?而誰在為此支付代價?這個問題,即便在華夏漢字文化圈內,其實也不是第一次提出。漢帝國的古籍《鹽鐵論》,其中所記載發生於西漢昭帝六年(西元前81年)的「鹽鐵問題大辯論」,就曾有當時新生的儒生集團,對漢武帝的帝國擴張政策提出全面而嚴正的批判。以其中透露的訊息來對照今日中國的現況,情勢並不讓人樂觀。當時的儒生集團,乃是站在人民立場的反帝國主義者,但今日中國流行的政治儒家(包含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卻正是帝國擴張趨勢最堅決的支持群體。而且,相對當時的漢帝國儒生集團有明確的儒家經學作為論述背景,中國媒體流傳出來的公開信,雖也隱晦地提出了「誰在為帝國擴張付出代價?」的問題,卻看不出來有什麼可以援引的共識性論述,也看不到就此提出的長遠改革志向,似乎難以形成廣泛的社會聯盟。

尤有甚者,公開信的內容中,對中南海現在推行的「中華型次貸危機」道路——讓農民工來承擔一切中國資產泡沫崩盤的經濟與社會代價——並未提出明確的批判和解決方案。似乎可以說,儘管有要求「國內改革」的主張,但公開信的內容並不反對這種犧牲農民工來為中國權力集團保駕的策略。在這種情勢下,以「帝國擴張」的國際政策來轉移和壓制國內未來可預期的社會紛亂,依然構成中國權力集團最終的國家策略。

其次,台灣的天朝主義者,最近正為美國的總統選舉中經由川普與桑德斯而再現的「去帝國」趨勢而歡呼;可是,相對而言,回頭看中國,其實並不存在規模對等或雷同的「去帝國」民意。應該可以說,中國當前的「帝國化」趨勢,是中國百年以來的「梁啟超方案」唯一的技術性終點。百年前梁啟超以「中華民族方案」來糅合民族想像與帝國想像,來為古老的帝國想像披掛上時尚的「民族國家」外衣的籌謀,如今臨到中國「追趕發展」的尾聲,在「大國崛起」的階段,卻引發「帝國復興」的「帝國迷思」,事實上不過是本真地體現了埋伏在「梁啟超方案」內的「繼承帝國遺產」決斷的邏輯結論。

如今看來,中國知識份子群體在1989年之後發出的「告別革命」宣言,究竟意味著什麼?這種呼聲,不但實質上否定了1949年的「人民民主專政革命」,同時也否定了1911年的「國民革命」。在「告別革命」的盡頭,人們從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歷程中所能看到的,無非就只剩下「帝國復興」的帝國想像。儘管中國知識份子群體和權力集團不會願意承認,但「帝國復興」確實形成了「告別革命」後中國各種文化與政治思潮實際上唯一的「共同底線」。這點,目前的公開信內容也不例外。今日中國內部湧現出來反對習近平的聲音,在「告別帝國」的問題上,缺乏有力而一貫的論述,原因也在此。真正能約束中南海的「中華型帝國過度擴張」的力量,還要等到中國知識份子群體「回到民間」的那一天,等到他們明確提出「告別帝國」籲求的那一天,才有可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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