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想想】日本社會為什麼會出現「通り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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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接到台灣竟然發生無差別殺人事件的消息,心中頓時感到悲痛難語,曾幾何時,台灣社會也步向了這個副作用極大的日本社會曾經上演的悲劇。

日本社會在九○年代開始頻繁的出現無差別殺人事件,這樣的嫌犯又被稱為「通り魔」,剛開始,日本社會跟今天的台灣一樣感到驚恐與憤怒,某些輿論開始支持國家應該執行更多死刑、應該付與警察和司法更積極的權力去防堵無差別殺人事件,但是,當日本社會發現,這些一切所謂的「防堵」措施都沒有辦法遏止通り魔事件接連發生。

而通り魔殺人者往往存在高度的相似背景,這些嫌犯幾乎都是年輕人、遭遇失敗或挫折對未來感到絕望、遭到社會排除,致使殺人的「動機」往往是一種表現式的、對社會所進行的「報復」行為,而必須以一種「社會病理」的現象去面對與檢討時,2008年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爆發,人民開始將不滿的矛頭指向造就當今日本貧富極度懸殊的社會、派遣勞動和非典型雇用的氾濫、年輕人普遍對未來感到絕望根源的政策罪魁---自民黨政府,2009年夏天的政黨輪替,很多人說,秋葉原殺人事件帶給自民黨政權的沉重的打擊。

當無差別殺人事件在一個社會出現時,也就正式宣告這個社會的結構已經出現了極大的問題,國家如果不從檢討社會結構下手,而只是召喚權威將嫌犯處以死刑示眾,將完全無法解決任何問題,無差別殺人事件只會從今天開始一再的在台灣出現而已。

兇手或許罪該萬死,但是站在道德最高處號召處死兇手滿足當下報復的快感,只不過是便宜了對事件的發生必須負擔連帶責任的社會與國家,無論再怎麼的恐懼與憤怒,請不要忘記正當法律程序,以及再窮兇惡極的嫌犯都有受到公平審判的權利。嫌犯必須有辯護律師介入協助,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將嫌犯交給國家,他將徹底的淪為執政者為滿足自身目的與利益所需的「創作劇本」、「標籤製造機」、與「民意提款機」,他將成為國家藉以濫權整肅一切異己的道德依據。

我知道社會對死者與家屬的哀悼與關注不會少,如果可以,希望有人可以用適當的方法介入並幫助加害者的家屬,因為他們也已經註定永遠失去摯親,卻更要面對來自社會輿論的拷問與追殺,但他們不是罪人。2008年秋葉原事件兇嫌加藤智大的弟弟,上個月自殺了,這個消息再度震驚了日本社會,加藤的弟弟在自殺前的遺書中作出了沉痛的告白,他說哥哥作案後,整個家所面對的是接踵而來的、來自媒體和輿論每日近於拷問的批判與追殺,他曾經努力的要活出被社會標籤為「兇手的弟弟」的陰影,但媒體的追殺與社會排除的效應讓他一次又一次的失去工作,原本論及婚嫁的女友,也因為女方家人極力反對而分手。

在加藤弟弟最後的人生歲月裡,走投無路的他選擇自我孤立、逃避一切再與社會接觸的可能性,加藤弟弟的遺書寫著「無論如何努力想要向社會證明我不會成為哥哥那樣的殺人犯,但經過了六年,我卻仍然是『犯人的弟弟』…」、「然後我發現,因為作為加害人的家屬,我這輩子已經注定被剝奪追求『幸福』的權利了,這就是現實,所以,我決定放棄活著…」

當悲劇已經發生,我們應該做的,是不要再次順著劇本走上一輪日本社會的慘痛代價。要做的事情太多,在最悲傷和最恐懼的時刻,請不要忘記我們對彼此的愛、信任與溫柔,才是此刻深受創傷的台灣社會最需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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