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政治工作者，現居台灣高雄。
攝影課程一般是從zone system的觀念傳遞開始的。在這裡，我們當然還是有黑跟白，可這黑白通常是相對的。當你對暗部精準測光、讓它紋理盡現的時候，亮部就會顯得過亮了，大量的魔鬼隱藏在無細節的光明裡面。
其實世事多半是如此的。不管是道德還是審美，我們往往因為陷於低窪而輕率地標舉了旁邊的高地，把那些相對較可忍耐的事物，一下子看待成了真正的美好，就像是經典賽後的棒協，對於中華職棒的形象提升大有貢獻，也像是因為有了老蔣，所以很多人就誤以為小蔣是民主推手了。
也像是因為「國防布」就在眼前像鬥牛一樣地搖晃招惹，一時間，大家彷彿忘了還有塊「司法布」，關於包含院、檢、警在內，我們的普通司法體系。
一場洪仲丘案，一段黑掉的錄影畫面，還有許許多多手忙腳亂的遮掩，讓「國防布」之稱不脛而走。因為布幕蒙住鏡頭的譬喻如此具象簡潔，也如此切合我們所有人意欲刺穿帷幕、得到真相的想望。
除了對軍方不當管教的深惡痛絕以外，軍法體系的不透明度，更是整個運動所直指的黑暗核心。而運動所落實的具體目標，是透過軍事審判法的修正，以普通司法體系取替軍檢與軍法，作為大家尋求真相與正義的代理人。這樣一跟軍法比較下來，似乎普通司法體系，突然就成了冤案的救贖者，成了可信檢審的代名詞。
反制軍法體系的過度擴張，與非戰時軍法審判的取消，固然是應該贊同的。然而普通司法真的如此可信嗎？我們所不能信任的，只是軍方而已嗎？因為軍法的荒誕，卻證成普通司法體系的合理性，靠著黑色的軍法，洗白了灰色的司法，卻也是無法忍受的事情。
更加可怕的是，素養低落的軍檢，只懂得使用顯而易見的愚蠢手段，遮掩事實的同時，卻也一再暴露自己的謊言；而穿著黑袍的司法貴族，則以繁複的法學術語，以及系統所賦予的權威，構成一個比軍法更無從顛撲、自我完滿的體制，藉由專業的落差，而阻絕了人民的監督，這塊司法布的透光度，並沒有比國防布高到哪裡去。
或許因為大家都當過兵，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當「壞人」，大眾遂對於普通司法體系裡的種種黑幕關切有限，但事實上荒誕粗暴的起訴與判決，卻是屢見不鮮：
譬如說徐自強案。偵查階段共同被告的自白，成為成罪的唯一證據，其它包括明確的不在場證據，卻都被法院無視：
（參見http://www.jrf.org.tw/newjrf/Layer2/aboutjrf_2-1.asp?id=902）
譬如說邱和順案，原本的自白證據已被證明為刑求所得、辦案員警也因此被判刑確定，而卻無從翻案：
（參見http://www.jrf.org.tw/newjrf/RTE/myform_detail.asp?id=3257）
又譬如說鄭性澤案。被指控開槍殺警的鄭性澤，被判決死刑的根據，依然是帶著可疑黑眼圈的自白。而檢視其他的證據，不但槍枝的指紋被莫名抹去，蒐證照片裡面，警方在現場錄影存證，結果辯方要警方提出蒐證影片，警政署卻回函說「現場未錄影」：
（參見http://toomuchdoubt-cheng.blogspot.com/）
這，難道不是另一段消失的錄影？然而我們卻可以忍受、同意這樣的「司法布」？
執法者像對洪仲丘案一樣的遮掩、被告像洪仲丘一樣的冤屈，在我們的普通司法體系裡面，沒有一日止歇過。如果我們說國家機器屈殺百姓、法律體系未能申冤，就該要天降異象、六月降雪，那台灣應該比西伯利亞或南極還要天寒地凍，也不用擔心全球暖化問題了。
洪案之後，也有人挖出蘇建和三死囚案過去的新聞，透過一把被軍方掩埋的關鍵證物菜刀，而再一次指出「國防布」的粗濫草率，如何影響司法偵查與審判的品質；然而我們更應該回想起，整個蘇案纏訟二十年的過程中間，普通司法體系裡的各級院檢，對整個案件種種疑點缺乏合理的審酌，又是如何地粗暴蠻橫？甚至到了無罪判決確定以後，還以「被告自己要自白」而判定國賠不成立。這樣的普通司法體系，又可堪信賴嗎？
對這樣的司法，我們的執法者有足夠的自省、願意帶頭成為改革者嗎？不過就是去年的事而已：當最高法院貫徹當事人進行主義原則，而決議法院不再就不利被告事實進行職權調查之際，還有檢察官為此到最高法院門口去靜坐，檢察官論壇一片聲援，這實在無法讓人看到而不感惱火。靜坐抗議，是無權力人民的武器，而手持權柄的檢察官們如果有空，何不加強調查？這樣的「司法布」，豈有比「國防布」不無恥到哪裡去？簡直比用過的尿布還臭不可聞。
除了責備部份檢察官們的不知反省以外，有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反問，這個社會對於犯罪的仇恨，是否讓對正當法律程序的追求、對被告權利的保障，退居為次位以後的關懷，而助長了司法布鋪天蓋地的威權？
當25萬白衫軍訴求著「移出軍檢」，不禁令人想起，修改軍審法的聲浪，為什麼是在此時爆發，而不是在江國慶冤案的時候爆發呢？比起洪案，難道軍檢與軍法黑暗在江案裡所造成的惡果，沒有更加恐怖嗎？「毋枉」與「毋縱」，我們的社會比較在意哪一個呢？尤其兩者之間，具有type Ⅰ error跟type Ⅱ error這種必然相互消長的關係，「毋縱」多一點，「毋枉」就少了一點，面對這種矛盾大對決，大家又將如何做出選擇？
除了在意法院的量刑、覺得法官「判太輕了」、是「恐龍法官」以外，什麼時候我們會願意為了改革「司法布」，而像反對「國防布」一樣萬人空巷地站出來？這也考驗著台灣社會思索的深沉程度，與對人權的認知和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