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迷霧，看香港魚蛋革命

大年初一晚上發生在香港旺角街頭的警民衝突，事因食品環境衛生署取締擺賣魚蛋小吃的攤販而起，和香港當前的社會運動訴求動輒指向政治制度的更替，故又稱「魚蛋革命」。本文嘗試梳理台灣觀察者對於該次事件的疑義，並且概要地指出自由主義在香港及中國兩地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形貌，以及其與香港本土運動的關係。

我看中國自由主義

Isaiah Berlin寄語予21世紀，願自由的思想得以生根，人類不必侷困於上一世紀的殺戮，歷史終將啟迪未來的世代，自由會勝利。他甚至認為，中國也離此幅理想的實現不遠，然而，我們卻看到中國自由主義在近十年來的全面消解。

老實說，我對於中國內部自由派的發展軌跡不熟，只有零零星星參與講座，及翻查網上新聞，因此不敢妄論細節。不過習近平從2008年北京奧運實質掌權維穩事務，到2013年正式上任國家主席之後，一連串對中國自由派的打壓措施，和趨向強硬的國際表態，也包括管治香港的作風，都嚴重壓縮中國自由派的發聲空間。譬如「李波事件」之於港人的衝擊是對「一國兩制」的直接否定，對於中國自由派，中國政府「越界」抓人，則可能造成了深層的恐懼。

在此，我無意道德譴責中國人在政治上的不作為，而是將當前所見歸因於中國專制政權加大力度的鎮壓與掃蕩。倘若我們立於微觀的尺度，仍可以看見許多個體並未屈服於現實的命定結構；相反地，他們仍憑藉自身的「良知」，有意識地抵抗專制，並且在論述上、實踐上一再詮釋心目中理想的「中國自由價值」，即便規模甚小。這種自由價值寄託在心中遙遠的「本土家園」，對他們而言，自由路遙且長，然而不可放棄的原因是，「中國」仍是唯一、絕對的安身之處。借社會學家Liah Greenfeld之語，這群人基於對理想主義的效忠，描繪出屬於中國民族的「民族價值」。但是我之所以不直接以「民族」框定，是因為中國政權正強力地把持住Greenfeld所指的另一種民族效忠，那則瞄向具體的現實，且體現在「領土、生活方式和特殊的政治制度中」。在實際的語境裡，中國自由派刻意避免任何關於民族主義的指稱，以此確立與中國官方民族主義論述的絕對抵抗。

港、台自由主義之內蘊

台灣在我生長的世代，自由主義的發展正好與中國走在相反的方向上。在我看來，台灣的自由主義必定雜揉了左翼的色彩。由於中國資本環伺，加上台灣內部長期糟糕的勞動環境，以及小國處在國際自由貿易體系裡的低能動位置，迫使台灣的自由派必須充分運用逐漸成熟的民主體制，去獲得籌碼，在三重壓迫中實現最具體的自由價值。簡單來說，是積極參與國家體制，以免於資本剝削的自由，這一關鍵，其實指向Isaiah Berlin所講的積極自由。另一方面，台灣長期遭國民黨強加上中國人的身分論述，生活也處處遭政治干預，以至於台灣自由主義的色彩應該具消極自由的成分，也就是免於任何干預的自由（freedom from politics）。我認為這一點被挪用至台灣人看待中國自由派的理解方式：同樣是被強加身分論述，同樣是生活在受威權監視的社會裡，台灣自由派對中國人懷有同情，也相對地對中國公民社會活動較為友善。

有一件發生在台灣本地的具體例子是「中生納保」，自由派的論述會期望中國學生在台的醫療照護屬於基本人權，且在財政計算與外國人同價的基礎上，不過分強調、標籤該群學生來自於對台灣有「強烈敵意及具體威脅」的國家。說起來也巧合，這個立場正好符合上述的兩種對台灣自由主義的分析脈絡：因為全民健保的產生是源自於檢討先前農民、勞工醫療保險的低效率與汙名事實，在此自由觀下，醫療權應該要是「不分你我」的基本人權；再者，若因為國家身分而差別對待中國學生，便難以適當回應台灣人自己的歷史傷痕。

回看香港，香港社會普遍的「反中情緒」（包含中國政權與香港境內的中國人），便成為台灣本土的自由主義難以介入的一環，而且可能誤讀，或無法判斷。先前談了中國自由主義的消亡，雖然我無法鉅細靡遺地描述實際情形，但卻可以看到在香港知識領域、政治意識形態領域裡清晰的變化。香港過去的自由主義傳統非常不健康，如羅永生所指的「虛擬自由主義」，在沒有完善民主制度的基礎上，香港現有的市民自由（civil liberty）只是殖民者「恩許」的，言論、集會、出版自由隨時可以崩解，人民則是活在假象裡。除此之外，實際上香港尚未發展出香港本土的自由主義，過去由知識界引領的自由觀，全是建立在「民主中國」的虛幻想像裡，忽視了香港在地社會應該要積累出的共識。

既然自由的基礎是民主，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就預設了「我群」，並且在此範圍內發展人際間的協商機制。香港的自由派仍舊活在中國「文化遺民」的假想，不知為何，直到現在我還是深刻地記得，香港知名自由主義學者周保松先生曾質問香港本土派：你們為何要降低自己的格局？他意指香港人要有「寬闊的心胸」，去幫助中國完成民主化工程，香港人若沒有「心胸」，便是沒有格局。這個論調，真的好像台灣很多「國文老師」，只不過這群老師只要台灣孩子多多肯認中國經典之重要，並未要求他們去建設民主中國。

香港本土意識與自由派

香港本土的自由主義，我以為是發跡於2013年「公民民族主義」提出後。只不過該時間點，香港正處於「左膠／右翼」的劇烈論爭，並且民族主義被塗上強烈的右翼色彩。台灣的自由派其實難以理解香港的本土派為何與「右翼」掛勾這麼深，像是「反蝗蟲」、「反水貨客」等行動很容易推論出背後深層的港中矛盾，與體制裡懷藏的政治意圖。落籍中國深圳的居民於2015年以前可以申請一年內的多次簽證，使得「水貨客」到港大量採購日常用品，超乎香港旅遊業可承載力；本土派因此動員抗爭，直指經濟現象背後政府的失職。然而，台灣自由派卻無法解釋抗爭行動中「蝗蟲」等字眼濃厚的歧視意味。

香港的公民民族主義破除了以血緣、種族劃定民族身分的疑慮，在香港具體的脈絡中，還蘊含了承認中國新移民可以成為民族一分子的意涵，同時也站定立場要求奪回握在中國手裡的移民審批權。公民民族主義期盼建立的是香港人的民主，可以相對明確劃分我群，採取自由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想當然爾，在一片罵戰中，此立場難以被香港的「自由派」看見，他們擁有兩套可以不時互換的意識形態：中國民族主義與離地的普世價值。被指責中國民主只是幻想時，他們便拿出普世價值辯護，辯稱任何民主化都是普世價值，因此值得追求；談到普世價值必須經過在地脈絡化的過程，他們也毫不掩飾公然昭示心目中的「在地」叫做中國。

然而，我也不諱言地講，香港內部的兩種自由主義觀，都因為現實情況惡化，面臨危機。接著，魚蛋革命的爆發凸顯了香港社會進程中的新一道變因：民粹主義（populism），我希望使用這個詞，別受到台灣政客汙名的影響。香港的民粹主義沒有膠固的意識形態，主要產生於主權移交以來，香港人對於政權的不滿，一路有「反國教」、「水貨客」、「TVB壟斷」、「古蹟被拆」、「鉛水事件」、「黑警」、「網路23條」、「港大校委會事件」、「假普選」、「撐小販」……等等大、小型密集發生的社會抗爭強化政府失能的事實。有趣的是，每一場事件能夠動員的群眾屬性其實差距甚大，譬如反國教是家長、學生群體，23條是網民。然而，這些不滿積累為群眾的共感，並且在一次次抗爭無效的事實催化下，原有的意識形態已經不適用，也難以成為動員群眾的論述關鍵。群眾在意的是當下的生活習慣受擾、言論自由受威脅，和警察太過囂張跋扈。

魚蛋革命被視為1967年香港六七暴動以來，抗爭手段最為激烈的警民衝突。在警方施用警棍，對空鳴槍再指向市民之後，群眾繼而擲磚對抗，當街焚燒雜物。

在此情況下，過去的香港自由派幾乎找不到介入的空間，有可能是群眾激發出的「勇武」程度，他們無法掌握；也有可能是他們從來沒有足夠的組織經驗，也找不到論述的角色，面對民粹主義可能觸發的所有議題。特別的是，過去「左膠／右翼」的分類無法發生作用，其實香港從來也沒有清楚的「左」、「右」，只不過是運動圈裡對於「大中華／本土」、「和理非非／勇武」等派別的胡亂歸類。換句話說，自魚蛋革命始，本土派會漸漸減少對「左膠」的指罵；反之亦然，因為大家面對的是民粹主義全面崛起的趨勢。

香港本土派，或說本土自由主義的一群人，將必須承擔起過去自由派集體失語的失職，面對民粹主義的發展，要積極組織，並使其有效且正當。這些寄語，對於這一次的行動，就是本土民主前線嘗試達成的目標。台灣的觀察者或許一時之間難以理解，當晚旺角街上的人流，究竟和本土派有甚麼關係、本土派又和勇武有甚麼關係？我認為，目前香港存在兩項意識形態的發展軸線，本土的自由派將得繼續釐清自己意識形態的戰場，確立訴求，進而找出香港自由主義的正當基礎，以及其與群眾運動的關係；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理解群眾反抗政權的心理動機，甚至找到代言位置，然後適當介入。

小結：台灣與中國，兩個顯著的影響因子

2016年台灣的總統大選在香港的運動圈、學術圈、學生、市民群體，都掀起相當劇烈的輿論波瀾，台灣民主實踐的歷程成為香港民主化進程一項相當重要的指標。同樣地，中國政經環境的變化，打擊香港過去的自由派，乃至於幫助催生本土意識。

站在香港人的立場，或許能將中國政權設定為共同的敵人，在台灣的經驗中獲取靈感。一直以來，這也是香港本土勢力的主流論調；然而，這類粗略的框架卻可能只將「同仇敵愾」上綱至第一要位，忽略了兩地的本土意識生成時，歷史脈絡的差異。

寄望本文能讓台灣讀者日後指認香港社會運動中的「左派」、「右派」立場時，不至於混亂；也能提供支點，進一步辨析群眾與本土派運動者的角色區隔。在香港人單向理解台灣社會的過程中，台灣一方或能主動回應香港，並且由其社會發展的脈絡入題，讓兩方都能認識各自意識形態領域的細節與內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