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跟民主自由，從來就不需取捨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前兩天逝世了，他幾乎是以個人意志，讓新加坡以一城邦國家之姿，得以躍升國際舞台。國際社會一般認為，新加坡擁有經濟高度發展、社會秩序嚴明、政府效率高等令人稱羨的優點，但這背後對個人自由的箝制，但往往被高度經濟發展的迷霧給掩蓋。究竟新加坡的「民主」、「自由」是怎麼一回事？

新加坡獨立初期，利用打壓共產黨的理由，箝制人民的自由。隨著經濟成長，演變為一種微妙的模式，新加坡非常富裕、但除了富裕以外，似乎一無所有。新加坡縱然有公開透明的選舉，但李光耀制訂了一套人民行動黨絕對不會失去政權的遊戲規則，其中包含選區劃分、選舉規則的制定等。

選區劃分，就是所謂傑利蠑螈（Gerrymander）式的劃分；將選區的設置，完全取決於對執政黨有利的方式，比如說把對方潛在支持者聚集的區域，劃入執政黨的鐵票區內，讓對方支持者的力道減到最小。而新加坡發明的「集選區制」（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ies），更是讓反對派人士毫無立足之地。所謂集選區制，就是某些選區內，政黨必須一次提名三至六人的小組，其中必須有一位候選人為非華人身分。當選是以小組為單位，而非個人。表面上是為了保障印度人、馬來人等少數族裔的權益，但實際上是讓本就勢單力薄的反對黨更無力。有時根本提不出人選，讓人民行動黨在選舉前就已獲勝。

除了制度面的設計以外，還有一些新加坡政府更是在選前公開對選民喊話，如果投給反對黨人士，那該選區的福利會大幅縮水；不然就是用毀謗罪控訴反對派人士，不但失去被選舉資格，也會被法院判到破產。幾乎可以套用電影《功夫足球》的台詞，「球證、旁證，加上主辦，協辦，所有的單位，全是我的人，你怎麼和我鬥？」

在這樣多重的框架下，選舉結果也不是那麼令人意外。在義務投票制（或說是強迫）下，人民行動黨縱然每次選舉都可以至少拿到六成的選票，但在議會的席次竟高達九成或更高（即便2011年是人民行動黨選得最差的一次，60%左右的選票卻也囊括93%的席次）。這樣的設計，也難怪新加坡的選舉是乾淨透明的，因為找不到買票的誘因。且政府的支持者還可以大聲說，議員也是透過定期選舉，一票一票直接選出來的。

李光耀本人堅信菁英主義，他曾說過，「理智上他並不相信一人一票是最好的制度，新加坡這樣做只是因為這是英國留下來的」。也曾說過「由我們來決定什麼是對的，不用管人民在想什麼」。在這樣的想法下，選舉對新加坡來講，也只不過就是一種表面上稱為「民主」，用來鞏固李式政權的形式罷了。

媒體制衡？剛剛說過了，所有的單位，全是他的人。新加坡所有的電視公司，名義上雖屬於「新傳媒（MediaCorp）」這間私人公司，但背後的股東是淡馬錫控股，也就是新加坡的主權基金。新傳媒同時還擁有幾乎所有的廣播公司，以及各種報章媒體。要新加坡媒體獨立的機率，可說是近乎於零。在臉書跟各種社群媒體發達的今天，也許媒體這塊會小小鬆動；但僅在去年，新加坡總理吳顯龍曾經控告部落客鄞義林毀謗，就這點來看，新加坡政府並沒放棄對新興媒體力量的控制。

許多新興國家視新加坡為典範，尤其是中國，從鄧小平到習近平都是；他們必定很欣賞李光耀那套永遠選不輸的選舉制度。新加坡可以帶給世人的很多，他們卻都只學到威權體制那面。

但歐美的一些學者卻對這套制度有另外的想法。比如說美國的政治學者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曾認為，李光耀的這套制度，在他死後可能會隨著他埋進地底；而《經濟學人》也在近期文章〈東方的智者〉中認為，新加坡模式，在李光耀逝世後，即使在新加坡也可能行不通了。

在此同時，台灣國仍有人認為台灣太自由、太民主，反而對經濟發展不利，也有許多人認為新加坡應該是我們的典範。這隱藏著一種想法，也就是經濟發展跟民主自由是一種trade-off（中文最接近的意思應該是「取捨」）。

但經濟發展跟民主自由從來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並不是說今天你交出一點自己的自由，經濟就會好一些；反之，也不會因為社會更民主了，但經濟就一定得變差。按照經濟學人智庫（EIU）民主指數的定義，台灣仍不是完全民主的國家，只是個部分民主國家（同樣的排行榜，新加坡通常都在「威權/部分民主的混合政權」，跟「部分民主」間徘徊），還有許多地方要加強。經濟發展需要努力，但絕無可能拿民主自由來交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