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北捷隨機殺人事件發生後，有媒體不斷以煽情方式報導，追蹤兇手學校宿舍、住家和行蹤模擬。甚至，在新聞、談話節目以綜藝方式重現悲劇，如此虛擬真實的方式營造景觀社會，遮蔽真實的超級真實形態，只求刺激收視率卻未盡媒體職責，已然構成法國哲學家布西亞提到的「完美的罪行」圖像。近來，美國《外交政策》期刊也批評台灣媒體濫用新聞自由，將閱聽大眾變成僵屍。
北捷事件加害者的就讀學校、家人和社區在「連帶關係」下，一一被搜索、出面談所認識的兇手，鄭嫌的父母也於日前公開下跪致歉，求法官能夠速審速決，要鄭捷下輩子好好做人。受害者家屬的悲慟與憤怒可以同理瞭解，但為何新聞媒體有權為受害者代言，這已不是新聞自由可以解釋。
精神分析師弗洛姆提到，古代社會安全而不自由，當代社會自由而不安全。於是，有時人們有時會想逃離自由。此次公安事件的效應，如果政府以安全保證與社會秩序的治理方式，試圖亡羊補牢公共運輸的危機漏洞，卻也只是將事件推向個人化性格、家長教養化和學校輔導化的責任，彷彿與社會安全與信任文化無關，這又將造成另一種社會危機。近日，一位捷運男性乘客玩計算機，不小心觸碰到旁邊乘客，結果因為自閉症的言語溝通和人際互動的困難，被誤認是要攻擊而報警，更是恐懼想像造成社會的信任剝離。
「兇殺事件」等血色腥與八卦化的新聞反覆充斥著視聽，具備「極致化震撼；瞬間即過時」的特性議題最被媒體青睞，用棄即丟，再去尋求更勁爆辛辣的刺激源。如此媒體報導本身，已經具備一種麻木的作用。其實，社會異象作為一種社會發展的徵候，顯示著社會允諾的安全公義性遭受威脅。然而，當麻木邏輯形為一種生活慣性，人們就易傾向將公共議題予以「個體化」歸因，鮮少反思社會結構的體質。例如，當我們以「躁鬱症疾患成兇手」的聳動標題處理新聞，就忽略了「心理違常」和違反社會規範、產生偏差行為或喪失控制等指標並無必然關係，涉入其間的變項，也包含著社會如何標籤化心智違常的議題。當我們習慣以麻木的態度面對社會事件之際，同時也漸喪失了細膩審辯公共議題的討論動力。
其實，以「個體化」方式揣測社會事件的因由，暗含著社會凝聚力的瓦解，以及人我信任度的猜疑，這是試圖將個人企業化為自主負責的一種意識形態。輿論藉此提到廢除死刑議題，以為死刑的執行，可以確保「常規」與「異例」的隔離。進一步來說，晚近自我管理的修辭甚囂塵上，反映在各類飲食、藥物、養生術與精神療法等產業的興盛，搭配血色腥與八卦化新聞的速食消費，正好對照出自我的常態與生活管理的成功。於是，當異例社會事件被報導出來，就等於進行一次公開的審判，彷彿更確立了自我存活的安穩感。存活是一項複雜交錯的議題，卻總是被化約到「法律與秩序」的單向問題，從而掩飾了人們害怕「社會異象」侵擾「生活常規」的深層焦慮。
於是，人們在防衛心靈上，猶如逐漸築上一道全球性的新興通天巴別塔，阻隔相互理解，認為苦難瘋狂是在「外邊」，有時，就繼續啃食吞嚥嗜血新聞。人們遂逐漸走入「沈默的屠殺」世紀，異質性、邊陲性的受苦本質存在狀態，往往成為消費結構的食物鏈環節，忽略了災難事故，是社會、文化、語言、性別及家庭脈絡下的生死交關現象，而非影像化的製作產品！
由此，整個媒體部署所反映出來的後果，是一套規避人們生活世界充滿道德衝突、人性悲劇和複雜思緒的「超級化約」論述。面對如此非預期死亡的「凶死」事件，對家屬的錐心之痛難以磨滅，社會大眾的見證者，同樣喚起回應他人的責任。受創事件裡的死亡，是一種未言宣的「中介」。它比「一」多，也比一少。比我多，比我們少。死亡不是以數量來計算哀悼，「我們」無法代表任何存在的社群。受創的流離失所(diaspora)性質，呈現了一種待思，卻未思的處境。
如果文明化歷程在「社會家長」治理下的驕傲成果就在於達到理性目標，以為凡事都是可以思考的狀態，那麼受創謎面的存在作為一種無以思索的幽靈，正沾染了文明社會的理性思維假象。這一場社會悲劇的犧牲，顯現了「以父之名」的失敗邏輯，或許，某個層面上，也是一場彷如現代版弒父情結的人性謎面的反思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