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願意學習台灣民主嗎？

自2008年馬政府上任之後，開始了一系列對中開放的政策。根據馬政府的邏輯是透過交往(engagement)經略中國，也有人批評ECFA是扈從(bandwagoning)之始。暫且先不論這些思維是否合理，或只是意識型態的產物，筆者發現，四年下來帶給台灣的，是一波新的中國熱。
 
這波中國熱之炒作，有別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聚焦於經濟利益，而是由內外交互作用產生，想要更了解中國的動機：外部因素主要來自中國崛起，相較於西方的逐漸衰弱，世人(當然包括台灣)驚艷於中國模式的成功，故心向往之，加上本國經濟蕭條，不少人前往中國找尋工作機會。
 
此外，馬政府大舉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及自由行，除了觀光收入外，同時也帶來了雙方人民近距離接觸下的效應。目前尚無法評估這些陸客在見識過台灣民主制度之後，會有甚麼變化(或是會帶給中國甚麼變化)？但，對台灣內部來說，卻引起了某種程度上的興趣。
 
因為在過去，中國做為意象中的他者，通常有著兩樣面貌：一為透過歷史教育或傳統思維而延伸出的想像祖國，另一則為本土化後國族民主締建後，對台灣具有野心的實質敵人。上述這些論述多半來自於政黨、學界及媒體議題設定的結果，並不是多數台灣人民自己生活與經歷的體悟，而透過中國崛起與陸客來台，能幫助台灣人民重新思考對中國的態度。
 
其中有種悖論叫做推動中國民主化，主要內涵在於若一國民主化成功，則民主國家之間基於選民監督、政策透明、價值觀接近等因素，不會發生軍事衝突，也就是西方學界所謂的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再者，若該國民主化成功，其國內也會走向善治(good governance)，奉行市場經濟、以自由主義為依歸，同時尊重人權等普世價值。
 
關於民主和平論的謬誤學界已經討論太多，本文不欲在此著墨，而是想分析這種論述是否適用於中國與兩岸？要解決的問題是，一國民主化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危機，這是因為該國政治人物為了爭取選票，往往以廉價的民族主義情緒進行政治動員，容易導致國內的族群衝突及對外戰爭。
 
看看中國，在自由化的當下是否已經產生了類似的情景？維藏種族的對立嚴重、日菲等國的領土爭議，都是民族主義鼓動下的產物，而這還是共產黨政權以大量國安經費維穩下所能控制的局面。
 
若是透過自由選舉，是否會出現激烈的民族主義者藉此獲得權力，實在難以預測，職是之故，西方各國即便基於民主人權的立場，但均不願意看到中國共產黨立即垮台，而是希望透過漸進式的改革，引導中國內化國際規範，以避免區域或人道危機。
 
易言之，推動中國民主化，未必能帶來西方世界與馬政府預期的結果。就外部看來，中國現在亟需的是法制化(legalization)；就內部觀之，則是法治化(rule of law)。即便中國簽署了20多個國際人權條約(不含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但那是基於策略計算下的結果，多考慮不加入某種條約是否會受到制裁、是否會影響聲譽，甚至，是否會喪失與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對抗的話語權？
 
亦即，中國參與國際體系，並非切實服膺於普世價值。在這樣的結果下，自然無法讓國內人民以適當性內化其行為準則，也就多可見其人民常常發出激烈言行，讓各國更加憂心崛起後的中國。
 
而當中國國內政治弊病叢生之際，人民基於相對剝奪感，卻苦無機會進行改革，只好將情緒反映在對外事務上，這次的釣魚台糾紛即是顯例，再度證明中國民主轉型所帶來的不確定因素，將可能撼動亞太情勢，乃至於整個世界。
 
準此，如何影響中國走向國際法制，乃是台灣必須面對的課題，而不是一廂情願式的認為，以台灣本身的民主發展經驗，便可改變中國的行動與思想，更不該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受制於以民主解放中國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