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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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

作者:鄺健銘

出版日期:2016年11月1日

出版者 :天窗出版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33601?loc=P_007_006

〈中國就是中心? ─「邊緣」海外華人的角色〉

從19世紀末清政府開始、至後來的國民政府與中共,為引入資金與技術到中國大陸而拉攏海外華人,便可見到海外華人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其實亦扮演中心角色。例如自澳洲經香港往中國大陸發展的現代百貨公司先施與永安,便幫助中國營造了「摩登時代」。永安隨後將業務多元化,既開拓華人人壽保險市場,又開展製造業業務,例如在1921年創辦上海永安紡織公司。永安創辦人之一郭泉在自傳這樣說:「是於我國實業的不振,利權的外溢,乃與二兄……籌設紗廠,以挽利權。」

海外華人與其社區,亦扮演文化承傳與營造新文化的角色。台灣古蹟名家李乾朗說過,「最美的閩南建築不在福建,在檳城,那是龍山堂邱公司。最美的粵式建築也不在廣東,在檳城,那是慎之家塾。」2005年,曾有調查訪問過去數十年最受東南亞華人學生歡迎的中國暨南大學的馬來西亞華人留學生,受訪者都表示,他們對中國大陸同學的「中華特性」感到失望。當時中國學生很少會過端午節、拒絕陪同馬來西亞留學生憑弔廣州歷史古蹟、對留學生敬拜祖先之情欠缺共鳴,都令馬來西亞留學生感到詫異。

承傳文化 營造共同體意識

文化營造與傳播的案例,不能不提生於緬甸仰光的胡文虎與他的報業集團。胡文虎在新加坡與香港等地創辦《星洲日報》與《星島日報》等報章,雖有建立自主平台營銷其藥廠產品的考慮,但也有使之成為「東南亞之現代中國文化燈塔」的願景。實踐這願景的方法之一,是在1930年代聘用旅居在新加坡的文人郁達夫為《星洲日報》副刊編輯。到香港以後,郁運用其人脈,邀得中國近代著名文人如沈從文、艾青、茅盾等人為《星島日報》供稿。胡文虎亦聘用中國漫畫家張光宇,他為《星島日報》編輯的抗日圖集,分發到東南亞之後,引起很大回響。可以說,胡文虎的傳媒王國,為連結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營造近代中國的共同體意識,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英治下的香港相對自由與安全的環境、及其網絡,使之同樣扮演文化中心的角色。例如著名導演、武俠電影巨匠張徹曾言:「沒有香港電影,大陸的電影會要重走一遍30年來香港結合中國傳統和現代的路;沒有香港電影,台灣電影會萎縮成足不出台灣的『鄉土電影』」。又例如,香港的武術文化承傳,各派拳師移居香港,令此城得以匯聚南北武術;辛亥革命與抗日之時,這些拳師立足香港發揚中國武術。例如「東江三虎」之一的周家螳螂拳名家劉水,在1910年左右為避戰禍來港。1922年成立的香港精武會,亦有助北派武術在港落地生根,1920年代鷹爪門陳子正曾在香港精武會開班,期間更在香港大學、皇仁書院等地方授徒。南北武術聚於香港的背景,令香港的武術文化創作躍現,繼有受全球華人歡迎的武俠小說,著名的《黃飛鴻》電影亦問世,而這是星馬投資者、香港武林人士、以及與洪拳有淵源的創作者的合作成果。生於美國三藩市的李小龍在香港成長,於此武術氛圍下,曾拜師葉問學詠春,且習有洪拳、白鶴拳、譚腿等武術,及後他在美國留學再回香港拍電影,終於成為中國武術、甚至是華人的全球代言人,這得力於當時香港文化匯聚,與各種區域網絡。

回望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海外華人的身分認同形成,既涉個人選擇,亦與他們對西方殖民者的印象較中國民族主義者為佳有關。這些身分認同特質,都適用於香港。

閱讀日帝國統治下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有助進一步理解香港意識。台灣人對日本帝國統治的複雜回應,就是台灣人願意學習日本所代表的進步與現代化、願意「同化於(日本)文明」,藉此奠下抵抗日本帝國統治的基礎,故此《同化之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作者陳培豐,以「同床異夢」形容台灣人以接受日語教育抵抗日本殖民的歷史。

以此角度看,英帝國的統治效果,較接近於殖民地子民,同時願意「同化於(英國)文明」與「同化於(英國)民族」,例子之一是:在英治下的新加坡,曾有視英國為祖國的海峽華人建議增援八國聯軍,清除義和團勢力。

當下中國之於香港,所面對的情況是,港人既不願意「同化於(中國)文明」 (亦即抗拒「大陸化」的心態,這可見於港人對中國大陸各種腐敗、造假、不道德行為的社會現象相當在意),也不願意「同化於(中華)民族」(這可見於「血濃於水」論受到愈來愈多的質疑)。與英日相比,中國更缺乏統治資源,因為中國政權無法以自身文明之「優越」、凸顯被統治者之「落後」來合理化其統治,最後只能訴諸於各種力量─例如資本與「人海」─來統治。這具體闡明香港的「一國兩制」有何「深層次矛盾」,但這點卻一直為香港論者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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