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2016~2030全球趨勢大解密》：中產階級權力增強，將驅動民主與改革

書名：2016~2030全球趨勢大解密：與白宮同步，找到失序世界的最佳解答（The Future, Declassified：Megatrends that will Undo the World Unless We Take Action）

作者：馬修‧巴洛斯（Mathew Burrows）

譯者：洪慧芳

出版社：先覺 

出版日期：2015/09/30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89915

第一章　個體力量的崛起──中產階級權力增強，將驅動民主與改革

即將到來的時代為什麼會不一樣？在華盛頓特區裡，很多人說是因為中國崛起。幾年前當我準備前幾版《全球趨勢》時，可能也會提出同樣的看法，此刻不同的是，我會說不只是中國而已，還有其他目前崛起成為區域大國與全球強權的國家。國際舞台上新成員的崛起（以中國為首），是讓即將到來的時代異於以往的原因，不過最大的改變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在我們的周遭，與個人力量逐漸增強有關。

我的看法是，個體權力的增加（簡稱「個體賦權」）是件好事，能夠達到這樣的程度，再好不過了。人類，不分種族與國籍的男男女女終於有機會充分發揮個人潛力，這不正是民主的夢想嗎？過去幾個世代辛辛苦苦地奮鬥，不就是為了追求這個目標嗎？這不是值得慶幸的事嗎？我現在仍是這樣想的，但是當我站在分析師的角度思考時，就可以看出麻煩所在了。

◎中產階級壯大卻日益感到不安？

日益健康與富裕的中產階級迅速增加有著很重要的寓意，西方的研究大多是把焦點放在汽車之類的消費品新市場，這類市場隨著中產階級的成長而大幅擴大。美國與西方的大型企業愈來愈依賴這些日益蓬勃的市場，獲利來自海外的比率持續增加。

中產階級的崛起，使政府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都受到愈來愈多的檢視，這也是我訪問的政府官員都覺得政府承受的壓力愈來愈大的原因。同理，對各地的中產階級來說，政府貪腐也是一大問題，我聽到無數的抱怨。不過，一位巴西的前官員在會議上告訴我，「巴西的貧民覺得貪腐沒有這麼嚴重，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不受影響。」

在肯亞，政府官員和學術專家對於貪腐有不同的看法。他們擔心西方國家對非洲的興趣消退，那會對他們的反貪腐運動產生不利的影響。有人告訴我：「我們發現，西方對治理的觀點，異於中國與印度。萬一西方不再為治理和法治提供同樣的資源，非洲的問題就大了。非洲各地的政府將會轉向中國尋求援助，忘了西方國家以及當初有關民主治理、人權、反貪腐措施的附帶條件。」他們也看出非洲的天然資源可能是腐敗或更大衝突的根源。肯亞一位前高階官員告訴我：「非洲有太多的交易都很齷齪，毫不透明，中國更是在背後推波助瀾。我覺得肯亞還沒有準備好開採石油，我們還沒有針對資源的開採制定必要的法規，這個問題不僅攸關石油和天然氣的開採，也與其它礦產和天然資源的開採有關。這一切都是交由少數的官僚處理，並未開放討論，關鍵決策的制定都未經過適切的考量。」

在肯亞公共政策研究分析中心主辦的全球趨勢會議上，另一位專家提到「國家之間的資源爭奪」。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非得有大規模的貪污才能管理資源的開採，那個國家注定「完蛋」，他也擔心缺乏適當的監督對環境有害。貪腐特別隱匿難查，尤其連司法部門都淪陷時，貪腐更難以根除。不幸的是，歷史上每次出現經濟迅速發展時，往往都會助長腐敗和組織犯罪。對開發中國家的人來說，調查一再顯示，大眾都認為貪腐是亟需解決的首要問題之一。

我在美國或西歐各地巡迴簡報《全球趨勢》時，感覺也很氣餒，尤其是談到中產階級崛起的時候。許多觀眾聽到中產階級可能蓬勃發展，都覺得難以置信，他們比較擔心的是中產階級可能會消失或萎縮。當然，即使世界上其它國家成長得較快，西方國家的所得中位數（即使許多國家的所得停滯），還是比開發中國家的中產階級所得要高，而且這種現象未來還會持續很久。不過，大家對西方中產階級的擔憂確實有幾分道理。

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最近完成追蹤全球貧富差距的創舉，他的結論是「工業革命以來，人們的經濟地位經歷了最徹底的全球重新洗牌」，最貧窮的人尚未掙脫極端的困境，但其他的窮人過得比以前好，很多人已經掙脫絕對的貧困。他的研究顯示，全球新興的中產階級每年每人的實質所得增加三％。相反的，西方的中產階級（仍然維持在前四分之一）則大多陷入停滯狀態，最頂層的一％過得非常好，最頂層的五％還不錯。他的結論是，全球化使全球最富有的四分之一人口出現兩極化發展：最頂層的一％大幅拉開了他們和其他富人之間的距離，這也再次確認了「首富才是最大贏家」的大眾觀感。

所以，即使西方的中產階級仍比全球各地的新興中產階級好，認為「西方的中產階級陷入停滯，甚至衰退」其實也沒有錯。各地的中產階級總是預期過得更好，這是全球對中產階級的普遍看法（至少我是這樣定義的），這也是西方中產階級的所得成長趨緩令人沮喪的原因，尤其當其它地方的中產階級都過得更好時，相比之下，那又更讓人沮喪了。美國的中產階級占世界的比率將會下降，當開發中國家的新興中產階級不斷出現時，美國的比率更是相形見絀。許多西方國家的經濟成長趨緩，將會進一步加深「西方中產階級陷入掙扎」的大眾觀感，他們面臨全球化就業市場的激烈競爭，連需要更高技巧的工作也不例外。

◎中產階級在追求穩定與改革之間徘徊

另外，中產階級的政治觀也是一個議題。已故的哈佛大學社會學家薩繆爾．杭亭頓與其他的學術界理論家談過，「中產階級往往生性喜歡變革，但中年時轉趨保守」。中產階級是社會與政治秩序的捍衛者，前提是那些秩序必須符合他們的利益。在這個時代，那是指國家必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我與巴西社會學家在討論中提到，人民早在二○一三年示威抗議以前，就對政府日益不滿，因為中產階級並未看到他們的稅金轉為更好的服務，尤其是在醫療和教育方面。

顯然，追求穩定（或人身安全）和滿足期望難以兩全。以中產階級崛起的規模來看，它帶來的改革並沒有預期的這麼大。即使是中東阿拉伯國家等發生動盪的地區，我們也看到政治秩序和安全最終還是凌駕了大家對民主的憧憬，埃及就是一例。在《全球趨勢》報告中，我們提到有些國家有民主逆差，也就是民主體制出現了入（民意流入）不敷出（決策產出）的逆差，表面上定位為民主，但作為已無法滿足基層的需要。當一國的經濟發展程度高於治理水準時，就會出現民主逆差。理論上，有民主逆差的國家就像易燃物，容易被多種火花所引燃。

我們根據國際未來模型所做的推測顯示，如果許多資源豐富與比較富裕的國家繼續發展的話，目前或未來幾十年將會出現民主逆差，這些國家大多位於波斯灣、中東和中亞地區（例如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沙烏地阿拉伯、阿曼、科威特、伊朗、哈薩克、亞塞拜然），以及亞洲（例如中國和越南）。這些國家和一般認為脆弱或瀕臨崩解邊緣的國家很不一樣。國家脆弱的標準指標通常不包括任何壓制性的指標，而是著眼於一國的內部衝突，或是否缺乏經濟生存力。這些民主逆差高的國家，例如中國和波斯灣地區的國家，萬一出現嚴重的政治危機，將會是很大的風險，因為他們對國際體系相當重要。

既然如此，為什麼有些國家還沒有引爆呢？這也是很多思考未來的人自問的問題。不過，更重要的是，這也是許多專制政權擔心的問題，這些國家之所以沒有發生動亂，可能是因為他們創造的中產階級是不同的類型。波斯灣和中東國家由於能源收入豐富，產生一種經濟富足的狀態，足以壓抑政治變革的壓力。不過，即便如此，中產階級還是會想要爭取更公平、更廣泛的機會，這種壓力依舊日益高漲。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資深官員告訴我們，儘管當地的生活水準很高，他們擔心人民對民主權力的要求日益強烈。西方一些熱中宣傳民主與人權的非政府組織，可能利用大眾對於缺乏權力的不滿，激起更多的民怨。他們也覺得宗教極端主義的興起，是不滿日益增加的徵兆，並把外界想要支持民主和人權團體的作為，都視為協助宗教極端分子。

在俄羅斯，二○一一年和二○一二年的民主示威抗議，顯示新興的中產階級要求公正的選舉與政治體制的改革。但俄羅斯的中產階級還很小，也很分散，只占總人口的二○％，絕大多數的人民仍生活貧困或接近貧困，只有一○％非常富裕，位於中產階級之上。許多生活貧困或接近貧困的人是依賴政府提供的普通社會福利，而社會福利的成本正在上漲，不過政府廣泛蒐集的能源收入可以支應那些成本。許多中產階級是政府官員、公安、公共部門的管理者，以及國營事業的員工，他們都依賴政府和物價穩定，不可能自砸飯碗，反過來顛覆政府。

中產階級究竟是要求民主，或是比較在乎人身安全？答案可能和年齡結構有關。二○○八年，也就是發生阿拉伯之春的前兩年，我就看出埃及的穆巴拉克、突尼西亞的班．阿里等政權，可能在國內要求改變的壓力聲浪下崩解。當出生率下降，年輕族群的比例不斷縮小，也為民主的萌芽提供了機會。社會學家發現，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在南韓和台灣等國家中，當中產階級在前獨裁政體下成長，更多的年輕人加入職場後，政治自由化的壓力跟著增加。二○○○年到二○二○年，一群北非國家（包括利比亞、埃及、突尼西亞）也愈來愈接近那樣的狀態。不過，任何轉變在中東肯定都會困難許多，畢竟南韓與台灣的經濟前景較好，有助於緩和邁向民主的轉變。相較於這些已經確立民主改革、轉趨穩定的國家，埃及比較年輕，許多年輕人仍為求職所苦，即使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人也難以謀得工作。東亞經濟之所以蓬勃，是因為政府持續透過教育普及與發展出口產業，來迅速改善勞力素質。

中國是個很大的測試案例。如果中國朝民主發展，可能會就此結束「民主究竟只是西方價值，或是普世價值」的爭論，將會掀起另一波的民主浪潮，類似蘇聯解體後的情況。在多數的經濟成長預測下，中國的國民所得都將在未來五年左右突破一萬五千美元的門檻，所得突破一萬五千美元往往是觸發民主的誘因，尤其是教育水準高、年齡結構又成熟的時候。國民所得提升將轉化成規模更大的中產階級：如今中國的中產階級保守估計約占總人口的一○％，在二○二○年可望達到四○％。就像其他的中產階級一樣，中國有許多中產階級是積極進取的創業家，他們是靠自己的勞力白手起家。不過，中國大型的國營產業裡也有許多管理者和專業人員，他們是依賴國家的力量晉升為中產階級。

如今不滿的跡象確實愈來愈多，中國的政治學家李成在最近的著作《中產中國》中指出，「中國學者提出的大量證據」顯示，不滿的情緒日益增溫。李成認為，相較於比較貧困或比較富裕的同胞，中產階級的成員比較懷疑政府的績效。社會學家張意發現，新興中產階級對於人民遭到噤聲或是被剝奪資訊特別敏感。頂尖的民調專家袁岳則發現，二○○八年「都市居民對中央政府的不滿，也遠比小鎮或鄉下居民多」，這種現象格外引人注目，因為以往人民比較會批評地方官員，對中央政府通常多所讚美。

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民主是他們的目標，而且奇怪的是，連一些共產黨員也這麼想。黨校召開過多次會議探討民主，所以問題不在於中國是否會走向民主，而是時間會落在什麼時候。目前的挑戰在於，沒有人知道如何進行政治改革，又不引發大破壞或大混亂。我們去中國開會討論《全球趨勢》的初稿時，中國人稱讚這分報告對個體賦權的強調，他們也認為個體在決定未來走向方面會變得更重要。在此同時，他們也把新興的中產階級視為富國和開發中國家內的「不穩定因素」。在富國，全球化帶來的競爭使中產階級更加不滿；在中國與其它的開發中國家，個體賦權與新興中產階級創造了新的問題──對政府的要求與期望愈來愈高。

◎對「隱私權」的要求升高，迫使政府採取更透明的方式監控

國家情報委員會二○一二年發布的《全球趨勢》報告，是在美國國安局前雇員史諾登揭發美國情報單位廣泛監聽全球通訊之前所公布，但我在報告中預測，「隱私」對民主政府來說將會是愈來愈大的議題，壓迫著個體賦權的概念。大規模秘密地蒐集個人資料和民主相容嗎？又或者，大數據其實是對個體賦權的大反撲？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要因應治理大都會的挑戰，有效率地運用重要資源（例如食物、水和能源），在治療慢性病方面獲得新的進展，我們會比以前更需要大數據。在此同時，隱私並非微不足道的議題，大眾確實擔心「歐威爾式」的監控國家可能日益成長。世界經濟論壇早在史諾登揭密之前就指出：「個人開始對組織和政府使用個資的方式失去信任」。同樣的，大眾不僅擔心政府濫用個資而已，也擔心企業透過大數據累積大量關於個人品味、興趣、行動、日常生活型態的資料。這些過度侵犯隱私的廣告令人反感，我可以輕易預期，未來幾年民眾對這些廣告的厭惡，可能突然刺激民眾大力反對個資被商業利用。雖然人們可以看出網路和社群媒體對自己有很大的益處，但是不希望別人拿那些工具來監督自己也是人之常情。

政府、民間企業的經濟學家，以及資料專家才剛開始思考如何解決這個難題。我認為那是可以解決的，但時間所剩不多了，大眾的信任需要以更大的透明度與問責制來重建，甚至需要限制資料的蒐集類別。史諾登揭密所引發的危機，讓美國與歐洲的政府有機會把大規模的資料蒐集，建立在更扎實、透明、持久的基礎上。我認為要恢復大眾的信任，需要明確限制政府蒐集與使用的資料。最糟的可能結果是網路分割成許多小塊，資料不再廣泛分享，以免遭到美國政府或其它政府的濫用。當網路可以在全球通用，美國企業在技術變革上領先他國企業時，美國的國家利益受惠最多，但是失去大眾信任與全球網路不再通用也不是毫無可能，我們不該掉以輕心。

譯者簡介：

洪慧芳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MBA。曾任職於 Siemens Telecom 及 Citibank，目前從事翻譯工作，譯有《大師解讀行銷》《看得見的領導》《引爆市場力》《好感度》《簡單，但不容易：明茲柏格談管理的本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