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後回望香港七一遊行

一個月前，香港人爭取普選的運動在台灣媒體獲得大量曝光，各界人士，尤其是社運與學運中人，無不爭相表現對香港的聲援。我在當時（大約是7月4日）寫了一篇「潑冷水」的文章，警告運動沸沸揚揚，但公民展現能量與爭取到實質政治成果，往往是兩回事。投到台灣兩家「比較正常對待民主聲音」的紙本媒體，不意外地都被投籃。事隔一月，爭取普選運動的代表們居然把主導權丟回人大決議（八月底），名義上蓄勢待發，實質上坐視運動失速墜地，當初所憂慮的，似乎逐漸成真……

一如台灣，香港的公民運動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但距離所爭取的目標，卻總是那麼遙遠。

近日支援港人爭取真普選的聲音，響遍港台兩地。慷慨激昂的戰鼓聲，卻掩藏不了公民運動背後那份沈重的無力感。香港近年來的公民抗爭，衝突強度雖然不及台灣，但論議題的深度及公民的關注程度，也屢創1997政權移交以來的新高。可是，若以訴求的落實來看，這些公民運動可說是節節敗退。除了反國教運動成功逼政府暫緩腳步外，其他如反高鐵、香港電視發牌、到近日的反東北開發案，都以政府毫不退讓，政策原封不動為結束。在七一遊行與學界預演佔領中環行動之後，香港特首梁振英亦的確好整以暇地指責抗爭者浪費警力，進行司法追殺，而對行動訴求隻字不提。

面對公民運動，為何當權者可以如此有恃無恐？不少論者著眼於衝突的升級，認為抗爭者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框架下自我設限，不願意作出更大的犧牲。但我認為，相對於參與抗爭者的意志，公民運動代表人的政治操守與能力，更應該受到檢討。運動缺乏成果，往往是因為他們無法有效地把群眾力量轉化為政治資本與當權者博弈，以換取具體的政治讓步。缺少明確有力的政治發聲與談判，再激烈的行動都只會成為每日新聞上的小插曲。

即使七一的行動爭取到廣泛的關注，但真普選運動的代表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情況不容樂觀。運動在六月底以民間公投行政長官選舉方式啓動。公投的勝出方案，是由民主黨等政黨所組成的「真普選聯盟」所提出，但民主黨卻中途宣布退出聯盟。換言之，公民透過民間公投凝聚能量，所信託的代表卻臨時抽手，拒絕提供他們與當權者交涉的通路。另一方面，在七一之前，當特區政府已指斥公民提名特首候選人為非法，明確否定公投的訴求，發起佔領中環爭取普選的學者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三人卻毫無表示，在學生組織以預演佔中爭取公民提名時袖手旁觀。面對政府挑釁式的回應，抗爭方的代表無法有力地反制，試問當權者豈會不以拖待變，等待運動能量自然消散？

公民運動中的革命情感，易使抗爭者忘記監督其代表的重要。近年流行「佔領（華爾街）」式的新抗爭形態，更讓人誤以為新時代的公民運動都已經不需要特定的代表，而可以集議民主取代領袖決策的角色。可是，無論我們喜歡與否，近年香港與台灣的公民運動，都已經產生了一眾代表，佔據著公民力量與政治之間的通路，理應受到監督與鞭策。若無法面對這項課題，公民運動恐怕會一直在動員與失落之間輪迴。

如今，運動的代表人們，無論成名已久，或是新冒起的紅人，都已獲得各自的舞台。他們在累積個人社會資本的同時，還記得當初被他們動員的人們嗎？不過，就算他們忘記，也不會再有大礙了。佔領式運動中「每個人都是主體，所以不存在被動員的問題」「沒有個人英雄」之類的漂亮修辭，再配合氾濫的溫情主義（「他們願意勇敢走出來，不要苛責」），總是可以縱容政治失誤（甚至是故意「失誤」），直到群眾能量被消耗殆盡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