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詮釋當前兩岸關係？

對於當前兩岸關係現狀的認識和詮釋，乃分屬實然與應然的不同範疇。前者需要掌握住兩岸關係發展的客觀事實與特點，然而對這一事實的定性，則涉及詮釋觀點的價值選擇問題。由於各方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願景和價值設定不同，也就會呈現出不同的詮釋結果。

 

圖片來源：大紀元新聞網

 

我們且先就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在臺灣海峽兩岸分別執政的當前兩岸關係做一整體性的回顧與關照。當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實係奠基在二零零五年四月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與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北京會談後所發布新聞公報中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之上，當年八月國民黨召開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列入國民黨政策綱領當中，自此國民黨則挾立法院優勢席次，積極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相關立法與決議。二零零八年五月，國民黨重返執政，黨主席馬英九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遂成為國民黨在臺灣二度執政期間臺灣發展兩岸關係的國家政策指導方針。

 

〈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共有共識五項，其內容與落實的情形則介紹如下：

 

一、在「促進盡速恢復兩岸談判，共謀兩岸人民福祉」方面：兩岸以「九二共識」此一空洞的概念恢復平等協商。國民黨對九二共識之理解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產黨則堅持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原則，雙方對於彼此之歧見不做爭執。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提交的政治報告〈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中，揚棄了對於一中問題模糊處理的九二共識，而提出了「一個中國框架」的新論述，此在二零一三年六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接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時，成為中方對臺政策新四項堅持的第一點：「國共兩黨理應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共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吳伯雄在現場對此作正面回應道，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主張「一個中國原則」，都用「一個中國框架」來定位兩岸關係。「一中框架，法律各表」，乃遂取代九二共識，成為國共主政下兩岸的新共識論述。但我們都知道，國際社會普遍認知的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中國，而臺灣的〈中華民國憲法〉雖留有殘存的中國架構，但其法域效力在修憲之後已不及於中國大陸。兩岸客觀存在的是兩個「中國的」憲法秩序，國際主流社會認知的那一個中國不是中華民國。

 

二、在「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方面：臺灣在終止動員戡亂之後，法律上不再主張兩岸為敵對狀態，因而終止敵對狀態，反而是中國大陸一方法制上的需求，而這則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中華民國的定位，在此之外，臺灣內部也有擔心和平協議將導致美國終止對臺灣的安全承諾而態度消極。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和兩岸和平協議的建立，都是關於一中框架的共同認知形成後，共產黨有意推動的政策，這就將兩岸關係帶進了共產黨所謂的深水區。最重要的，則就是共產黨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表達了願意就「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展開政治對話，以期對兩岸政治關係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三、在「促進兩岸經濟全面交流，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方面：兩岸在二零一零年簽訂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自此全面地逐步展開經濟貿易合作，繼之又有〈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於二零一三年簽訂。惟臺灣在東亞經濟整合過程中備受孤立，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形同請君入甕，只會讓臺灣更加遠離多邊體系，不得不更加依賴中國大陸，加以臺灣本地市場相較中國大陸規模有限，反而使得共產黨紅色資本有可能以壟斷、收買之手段干預臺灣的自由經濟，甚至介入臺灣政治或分化公民社會。中國大陸在兩岸經濟關係當中享有生產要素價格優勢，導致臺灣製造業大舉西進，使臺灣消費人口和就業市場皆受到嚴重打擊，社會價值的生產與分配不公，又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四、在「促進協商臺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方面：國民黨滿足於以非會員的身分，在共產黨的允許下讓臺灣個案地參與國際活動的模式，如世界衛生大會等，使共產黨等於取得臺灣國際參與的可決權，形同坐實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五、在「建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台」方面：國共建立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作為雙方溝通平台，逐年累積雙方高層間之互信，並且在相當期間內，取代了兩岸制度性對話的功能。黨對黨溝通平台的問題在於將兩岸關係變成國共關係，至少在臺灣一方，就忽略了民主進步黨及其社會支持基礎的存在。

 

以上是我們對於兩岸關係現狀的勾勒。我們發現，在國民黨重返執政之後，兩岸關係雖然走在和平發展的道路上，卻成為國共兩黨的禁臠，這也就暗藏著重重危機，因為一旦二零一六年國民黨無法繼續在臺灣執政，共產黨是否會如同以往地以中斷兩岸關係的發展來教訓民進黨和臺灣人民？

 

因此，我們要質問，國共的共識是否就是臺灣的共識，臺灣內部多數民眾對於國共間的政治交易和當前兩岸關係是否支持和是否滿意。〈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相關法律關於國際條約和兩岸協議的監督機制與批准程序遲遲未能修法，使得立法院無法成為凝聚臺灣朝野共識的平台，導致〈兩岸經協〉和〈兩岸服貿〉的談判和簽訂，在臺灣皆引起國共黑箱作業的疑慮，不正顯示國民黨政府對於執行國共共識的意志強過對於內部的游說與溝通，民主審議的精神在兩岸關係中蕩然無存？

 

如果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結果，是使臺灣人民在毫無選擇和判斷、決定的情形下，不得不將關於臺灣前途的決定權寄託在國共關係之上，或者寄託在臺灣扈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換取國際政治與經濟生存空間的作法上，則中華民國的主權和憲政民主勢必都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如此一來，恐怕將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再認為臺灣正處於一個兩岸統合互補的過程。

 

 

（註：本文宣讀於：兩岸統合學會與國立台灣大學兩岸暨區域統合研究中心，民國一百零三年三月十六日上午假台大社會科學國際會議廳舉辦之《兩岸青年政治對話》台大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