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O之後 臺灣棒球下一章

魏德聖監製、馬志翔導演的電影《KANO》，描述1931年嘉義農林棒球隊從實力貧弱不振，到最終進軍甲子園，奪得亞軍的過程，電影未演先轟動，上映後觀影者眾。關注棒球的臺灣人，藉此才認識嘉農，否則眾人皆以為臺灣棒球的起點，始於台東紅葉少棒。

 

戰後初期，迄至1980年代，嘉農的故事隱蔽了數十年，直到民主化與本土化潮流下，才能被言說乃至廣泛流傳，當係戰後初期的政治價值所致，長久以來，大家熟知紅葉與淡忘嘉農，也大抵與此有關，此因紅葉的崛起，啟發了日後邁向世界冠軍的路，也成為抵禦外交危機的心理建設最有用的材料，透過國家認同為目標的棒球價值之強調，晚近四十年來棒球史敘事因此重紅葉而輕嘉農。

 

然而，嘉農所處的年代，卻是臺灣棒球的重要開端，這不僅是嘉農的事蹟，足以成為後人建構歷史記憶的基礎，那些年，臺灣人對於棒球運動的參與，更不只兩三事。一般來說，臺灣人接觸棒球運動始於1920年代，這與軟式棒球發明，少棒推廣，棒球成為休閒運動等因素有關。接近1930年前後，少棒發展已具有普遍性，高雄第一公學校（旗津國小）與台東馬武窟公學校（東河國小），相繼在首屆與第三屆全島少棒賽中奪冠，城市到鄉村的少棒運動已經普及。花蓮阿美族的能高團則已在1920年代中期，成為日台球界皆知的球隊，甚至幾位球員後來得到旅日發展的機會，並且最終回到花蓮推廣棒球。

 

圖說：嘉農第三代選手、戰後中華隊隊長的洪太山，經歷辛苦練習，終於在三年級時穿上正式比賽服裝。他的父親慎重請來攝影師，在家門正廳口拍下照片，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成為嘉農選手，是可光宗耀祖的榮耀。圖片來源：洪太山提供。

 

公學校球員畢業後，軟式棒球成為延續棒球運動的重要憑藉，1930年後，台灣各地開始出現專門主辦軟式野球協會的組織，並以推動以春秋二季為主的聯賽制度。1931年，高雄甚至出現以臺灣人為主體的高砂野球聯盟，類似以臺灣人為主體的聯盟也在大稻埕與艋舺出現。這時，有些機關為了提升實力，因此挖角有實力的球員入隊，待遇自然不低，進入台南州衛生課的黃丙丁便是一例。

 

當時的臺灣，棒球的發展有著顯著的城鄉差距，然而，就如同KANO片中，許多球迷透過收音機掌握棒球賽，甲子園、六大學、都市對抗賽乃至全島重要比賽，球迷們都可以無時差掌握，筆者曾經訪問年少時生長於玉里的棒壇前輩，他便是經由收音機，掌握從日本到臺灣的重要比賽訊息。

 

但不可否認，KANO是所有棒球現象中最受時人所注目者，吳明捷畢業後，又有吳波、東公文世代接上，吳波之後則為吳新亨、洪太山傳承。嘉農球員的傳承，讓臺灣球員在競技程度最為激烈的比賽中，始終不缺席。

 

圖說：苗栗的陳嚴川﹝左一﹞，接觸棒球初始，巧遇棒球英雄吳明捷，那時吳明捷已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返台比賽時，回到家鄉苗栗，吳明捷勉勵他要好好打球，陳嚴川就此許下成為棒球人的心願，即便是白色恐怖時，陳嚴川與整隊隊友，無故被牽連幾被肅清一空，但他這輩子，沒有放棄過年少時許下的棒球夢。圖片來源：陳家俊提供。

 

吳明捷畢業後到棒球名門早稻田大學就讀，曾經是大學聯賽的打擊王與全壘打紀錄保持人，他是臺灣的第一位棒球英雄，以至於苗栗有位終身奉獻棒球的老先生，曾因年少時接受吳明捷的勉勵，便許下了成為棒球人的願望。吳波與吳新亨畢業後則成為日本職棒球員。

 

蘇正生與上松耕一（陳耕元），則在橫濱專門學校就讀後返台，成為另一個時人最為關注的重要比賽─都市對抗賽的各地代表隊隊員，蘇正生曾經代表台中、台南出賽，原因無他，只因球技出眾，遭到多隊挖角所致。都市對抗賽的最終點，如同甲子園，同樣在日本，不僅蘇正生，高雄的李世雄、蕭長滾都曾代表臺灣前往參賽。

 

上松耕一（陳耕元）、真山卯一（拓弘山）、東和一（藍德和）、平野保郎（羅保農）則在畢業後，相繼回到臺東，任教於基層學校或者推廣農業，並且繼續推動棒球。棒球血脈能在台東流傳至今，都跟他們有關。直到戰後初期，嘉農出身的球員，有著如同名門之後的名聲，更是臺灣棒球的主力，例如洪太山便是前幾屆中華隊的主力與隊長。

 

然而，以1950年代戰後東亞世界的局勢為基礎，無論是對過去歷史的解釋，乃至當時所開展的跨國棒球競技，都重新安排了台灣棒球價值，乃至歷史敘事的新角度。當臺灣隊成為中華民國隊時，也是由中華民國史觀解釋臺灣歷史的時代，在一場回顧臺灣棒球發展歷史的會議中，包含嘉農在內的日治時期的棒球史，都被簡化的日本欺壓臺灣人的刻板政治敘事給取代，政治正確性的考慮下，嘉農故事自此在公共領域中隱遁，直到1980年代。

 

回顧1930年代的臺灣棒球，了解以KANO為主的棒球發展與傳承，才能理解棒球如何在這塊土地上生根，只是更為細緻的歷史脈絡，尚缺血肉，故事的靈魂，猶待深化，棒球的歷史的建構與研究，尚需更多人來關心與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