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辯論會中，國民黨主席兼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喊出，要在四年內將基本薪資由現行的20,008元，提高到30,000元，扭轉低薪國恥，讓加薪帶動經濟成長。跟辯論會中多次點名蔡英文相比，這可以算是一個比較具體的目標（有數字、有年限），也呼應了去年1129前很活躍，但近日較專注於本業的郭董「總統候選人要定經濟硬標準」之說；但究竟，這個數字在實質上有多大意義？

國際勞工組織 [3]（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認為，在設定基本薪資（minimum wages，或稱最低薪資）時，要根據一個國家的整體薪資水準、生活成本、社會福利、相對其他社會群體的生活水準，來考慮勞工以及其家庭的需求。此外還要考慮經濟因素，包括對經濟發展的要求、生產力水準，以及實現、保持高就業水準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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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樣的定義來看，朱主席將提高基本工資視為他翻轉台灣經濟的「戰略三策」之一，可以說是一大創舉，超越一般經濟學家、勞動組織的思維。

此外，任何市場中，價格上漲、需求就會下跌，除了一些很少見的例子外，幾乎是鐵律；而勞動市場也不例外。

即使是經濟學界，對於是否要設定基本薪資的看法，也莫衷一是。反對基本工資的經濟學家多認為，設定薪資下限會讓就業率降低。在企業以現行工資（Prevailing wages）聘雇員工的情況下，如果設定的基本工資高於現行工資，會讓聘雇這個員工變得不划算，最後會導致解雇。

但在九零年代初期，有經濟學家提出實證研究，發現「提高基本工資並不會造成預期的就業下降」後，也有越來越多經濟學家認為，適度、溫和的基本薪資（以及適度、溫和的調幅），並不會減少勞動需求（筆者在倫敦政經學院的一位老師David Metcalf，是工黨時代英國Low Pay Commission的創始委員之一，便持這樣的看法）。

而根據《經濟學人》這篇文章 [5]的說法，一些歐美的研究發現，將基本工資定在全職工作薪資中位數（注意：非平均數）的50%以下，並將年輕人的薪資設在較低水準（註一），對就業的影響並不大。但快速、大幅的提高基本工資，極有可能讓基本工資原本意圖保護的對象，也就是那些擁有低技能的勞工，失去工作並永遠無法返回職場。

根據筆者找到的這份主計處2010年所發表的資料 [6]，2009年台灣的薪資中位數，約在台幣32,000元左右，曾在2007年超過台幣34,000元。這幾年台灣薪資變動的幅度並不大，也應落在這個區間。按照現行的基本工資，大約是中位數薪資的58.8%到62.5%。這個數字在先進國家中算高，法國約61%、美國約38%、英國約47%。若真的按照朱主席的目標，在所得沒有大幅成長的情況下，基本工資將是薪資中位數的88%到93%。

這麼浮誇的數字，出於經濟人才濟濟的國民黨主席之口，想必有甚麼誤會。也許，朱主席的另一個經濟硬目標，是四年內讓薪資中位數超過六萬台幣，只是他忘了說。

註一：跟台灣均一的基本薪資不同；有些國家在設定基本薪資時，會將不同的因素納入考量，同個國家內會有不同的基本薪資。比如說英國跟紐西蘭以年齡區分；日本以產業區分；中國、日本、馬來西亞則將地域納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