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影展在倫敦:講新的臺灣故事給新的朋友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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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的臺灣影展即將在4月3日在倫敦開幕。策展人Aephie(陳繪彌)從今年起將帶著臺灣電影到歐洲壯遊,去沒有聽過臺灣故事的地方,講給彼方的人們聽。她希望這是長期紮根的第一顆種子。

為什麼臺灣需要自辦影展?臺灣電影近幾年主要透過Chinese Visual Festival(CVF,華語映象節)與London East Asia Film Festival(LEAFF,倫敦東亞電影節)在倫敦露面。臺灣有傑出的電影參展,政府也贊助這些影展。這些交流很好,但終究CVF與LEAFF有其各自的策展路線,我們必須成為別人講故事的素材,並「贊助別人的選擇」。於是我們看到兩年前「太陽的孩子」被選為CVF的閉幕片,但該怎麼理解這部以阿美語為主的動人電影,得被歸為“Chinese film”(「華語」電影)的無奈?類似地,達悟語貫穿今年的「只有大海知道」,一個達悟的故事,是否有可能不依附在「華語」帽子下而被認識?

離開既有的電影節,臺灣需要投資自己的影展,誠誠懇懇地講自己的故事。但倫敦是個辦影展很困難的地方。困境之一,是過去政府補助以學院為放映管道的副作用:臺灣電影在倫敦長期透過學院放映,政府也盡力資助學院研究的推廣與交流。這是很重要的工作,不能苛責,但也因此,對學院外的觀眾而言,臺灣電影是帶學術興頭的東西——而大多數人自然是沒有這種趣味了;對學院內的觀眾而言,臺灣電影則是一種在學院內「免費」可以看到的研究素材。這些都降低了電影的商機。

另一方面,在倫敦看臺灣電影的人,有高比例是臺灣既有的「同溫層」,也就是本來就對臺灣友善的長期友人。也有許多人,無論他看不看電影,對臺灣已持有既定的想像,於是新的故事不容易說進別人心裡。這和臺灣影展的第一站,成了強烈的對比。臺灣是第一個在冰島辦影展的亞洲國家,冰島的觀眾對臺灣沒有預設,他們不從美中日間的夾縫間將臺灣看得窄迫,他們並不佔據陸地的中心而視島嶼為孤懸的邊陲。當你不因冰島是小國而輕慢,他們也回報予對等的敬意。正如臺灣一樣,冰島面臨市場規模的問題,影人必須在有限的資源內拍片,身懷多技。臺灣電影卻引起冰島觀眾意外的共鳴:飄搖在強權夾縫下的歷史、坎坷的國家主權歷程、小國小民的心情與志氣,在這樣的背景下拍片的臺灣影人,以作品鼓舞著冰島人,讓他們為之驚艷。映後座談觀眾的提問固然還圍繞在一般的初階問題,但真誠好奇的耳朵是創作者的珍寶,提醒我們須耐心誠實地講述自身。

回到倫敦,臺灣自辦影展所面對終極挑戰是怎麼自我定義、與新的觀眾產生聯繫、創造新的觀影經驗,最終並促成新的商機——沒有商機的電影,最終將無法撐著產業站立起來、並支持創作者的創作自由。

Aephie於是找了Curzon cinemas, DocHouse, Birds Eye View, Art Cinema 與 Tate Film/Tate Modern合作,共同策展。原本英方只想放映臺灣的得獎片,可是由得獎片串起的影展,再度是受制於他人選擇的集錦——美則美矣,但主體消逝。因此Aephie拒絕得獎片影展,對於臺灣如何昂然地自我定義的課題,她高高懸起「過敏原」的牌子,作為影展主題:許多其他土地一碰就過敏的題材,臺灣卻有著能與之共生的特異體質;但臺灣本身也是一個會引發過敏的題材。影展的每部片,既是對「臺灣是什麼」的誠懇試答,也是一則對過敏原的詮釋。

本次台灣影展的開幕片是胡金銓導演的「龍門客棧」,在武俠類型電影中,龍門客棧拍出了藝術性,但那也同時是在大中華意識作為官方認同的時代,大中華想像曾模糊地吸引了不同地區華人的投射,也許間接地,蔡明亮導演以「華僑」之姿作為「新住民」來到臺灣,成為這個社會的肌理之一,相互吐納。而他的「不散」(多麼反差的片名啊)隱隱地對大中國想像闔上了曲終人散的大門。

蔡明亮導演在此次的臺灣影展有一連串的作品參展、舉辦大師班,更與Tate Modern(泰德現代美術館)合作。這是艱辛不能為外人道的成果:策展團隊曾一週二次和Tate聯繫,持續了四個月而音訊全無(所以不要抱怨履歷難遞了,這個團隊可是被英國人已讀不回大約四十次),最後金石為開對方同意喝杯晨間咖啡,這杯咖啡讓Tate Modern 策展人Andrea Lissoni 興奮起來,火速敲定了檔期,在主場館推出蔡明亮單元。Tate Modern網站上打上文化部與臺灣影展的Logo對新的觀眾群招手,而影展則另外為了重頭戲——蔡明亮導演的VR電影「家在蘭若寺」,打造了專屬的放映室。

Aephie一開始就決心臺灣影展必須閉幕在一場社會運動電影上:抵抗,為了所愛而義務反顧地給出自己。對原住民而言,殖民與掠奪仍是現在進行式,於是抵抗也必須是現在進行式,沒有人比巴奈——正為傳統領域的完整而持續抵抗至今的人,更夠唱出抵抗的靈魂了,同場放映了臺灣原住民抗爭的歷史片段,身為漢人,在這些影片之前,我羞愧到無地自容。但不去面對內在的暴力與壓迫,臺灣無以成為臺灣。

臺灣影展急急捕捉各式的「過敏原」,展現臺灣電影們的特異體質——那些關乎同志的(日常對話)、無家者的(流浪神狗人)、原住民的(只有大海知道)、戒嚴過往的(幸福路上)、臺灣歷史與認同的(紅盒子短片單元Reality Check),甚至是溫馨恐怖的電影(紅衣小女孩);卻它更想捕捉那些持續不懈、蹲點深掘臺灣特異體質的電影工作者身影:陳芯宜導演花十年拍攝行者、黃惠偵導演花二十年拍攝日常對話、崔永徽導演每年前往蘭嶼辦戲劇營花了七年琢磨只有大海知道、宋欣穎導演花十年孵出幸福路上等等。當他們說好一個故事,是否我們能用值得的價格把他們推到新的觀眾前呢?

這也是為什麼和Curzon cinemas, DocHouse等一同策展是重要的策略。它們不只是電影院的經營者,本身也是片商,由於每場放映原則上都有臺灣影人的參與,自然創造了讓電影工作者與國際片商直接接觸的機會。再一次,我們需要臺灣影展去培育市場,因為唯有如此,臺灣電影才可以不必是別人的花絮,不再大批發式地買幾送幾,而是由真心喜愛這些作品的人,以合理價格推介出去。

所有的影展都要頒獎,Aephie說,但若臺灣影展到外地去頒獎給臺灣電影就太沒意思了,讓我們頒獎給看臺灣電影的人吧!於是去年臺灣影展的暖身活動是去英國八所影視專門學校辦影評大賽,影展推介片單,並頒獎給針對片單寫出最好的影評的學生。這八所學校都是影視、媒體與新聞的專業科系,這樣的策略有別於過往將文化補助著重於外國漢學或臺灣研究的科系,接觸了背景迥異,年輕的新一代媒體人、創作者與觀影人。臺灣影展的主視覺,是一隻(喝著珍奶的)貓鯨魚海怪(Katthveli SeaMonster)。貓鯨魚存在嗎?但看過的人再也無法磨滅對貓鯨魚的記憶。Aephie將之作為一則隱喻:「臺灣的存在,就在自己還在討論自己是什麼樣貌與別人是怎麼看到之間,陸續地被形容出來。」在這個隱喻裡,我們始終必須記得,在人皆曰不存在的時候,貓鯨魚始終兀自優遊,所須找尋的,是「誰」、「怎麼看到」又「怎麼形容」。臺灣影展的獎項,有梗而浪漫地頒給最能說說貓鯨魚的人。

明年,影展的計畫是頒發劇本創作的獎項、讓臺灣電影成為別人創作的靈感,並促成在北歐的創投會議,搭建北歐資金與臺灣電影間的橋樑。影展璀璨有時,但成功的影展是在閉幕後市場長存。能往這樣的路上走,做臺灣影展的千難萬難才有了扎根的意義。

島嶼所面對的是海洋,海洋不是阻隔,而是道路,通向他方——祝福臺灣影展大膽浪漫地開幕。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