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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精神科醫師的反核告白 人氣指數 4631
吳易澄 Mar 5, 2013

 

約莫一年多前,一位從日本福島逃出並打算移居台灣的女生來到診間,希望我能為她開立證明,因為無法再面對絲毫的輻射暴露。由於移民需要完整的身體健康檢查,包括胸部X光,行醫者皆知,X光檢查的輻射劑量微乎其微,當然不至於造成身體傷害,但是加上福島核災帶來的恐懼加成,即使是聽到輻射,核電的資訊,也能讓人驚恐萬分,輾轉難眠。
 
在開立「創傷後壓力疾患」診斷證明時,我深知這樣的診斷根本不足以精準對應她的處境。醫療人類學家Allan Young告訴我們,這樣的疾病診斷其實也是人為的歷史建構過程。而即使這樣的診斷有著是否過度醫療化的爭議,卻也暗示著我們一個現實,即精神醫療的有限。即使病出有因,但是受苦者經歷的不會只是那個診斷標準中所強調最初經驗的事件,而是一連串打擊,失落,懷疑,心有不甘。在臨床現場中,許多在意外傷害中遭受身心創傷者,因類似「病情」出現於診間者,常常伴隨著日夜糾纏的官司壓力,他們狀告衙門,面對的是無人負責的情緒黑洞。
 
 
為保護當事人,撤除原手繪圖,改成新的重畫版本
 
近日,一位從台電退休的資深工程師在診間與我討論台灣核電廠的問題。他畫了一張簡圖,解釋了核電運作需要線路、水、電與控制四個要素,核電要運作的話必須這四個要素能安全地共同運作,而理想上整個系統需要採取中央控制,但是台灣的規格卻是分配控制(distribute control),並且「系統的整合、協調有問題」。
 
他講得很含蓄,卻掩蓋不住擔憂;當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則無法透過中央控制的機制進行危機處理,若發生核災就不堪設想了。這位資深工程師為了確保安全撤離範圍,多年前就搬離台北。但是一直以來卻仍受焦慮與失眠之苦,說「政府準備蠻幹」。
 
當病因未明,我們該向誰需索治療?而又當病因是一團巨大的結構性壓力,我們又該做如何反應?回顧歷史,當我們熟知的一堆疾病診斷尚未在臨床工作者中得以朗朗上口時,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在二次戰後一起攜手戮力思索如何安全使用原子能的問題。回眸這段歷史,不免覺得當時的專家實在有夠天真,但是也令人感嘆醫療的角色走到今天,也逐漸退出關切人類集體命運的使命,並且服膺一套以實證為主的典範,而這自然無法說服自己去理解核能這樣一種無法算計的威脅。
 
要理解核電給人帶來的恐懼,其實根本不需要多少個案量來證明。行政院長今天回應核安的質問,以「坐飛機也有風險」來回答,這就又落入媚俗的科學邏輯了。人類已經經過車諾比、三哩島與福島核災,這樣的經驗早已告訴我們再縝密的算計、再精良的技術,都經不起無可預期的天災人禍,更何況,核四工程頻頻出包,埋鈑螺栓截斷、混凝土裡的含尿寶特瓶,加上多次的火警跳電。蕞爾台灣歷經多次嚴重地震,國人如何想像一個絕對安全的核四呢?
 
台電資深工程師特別交代我,如果要對外說明,請好好為他保密身份。基於醫療倫理,我當然義不容辭。然而我所擔心的是,有心人偏要問,真有此人嗎?證據在哪裡?我要說的是,深受恐懼的人其實更多,更沒有聲音。在整個核電興建的過程中,多少弱勢者的生計被犧牲。他們是貢寮漁民、蘭嶼居民、處理核廢長期暴露在輻射中的工人、以及知道問題卻被迫封口的人....。還記得在診間的對話,面對工程師的焦慮,我也只能一同嘆息。至於如何治療?此時此刻,或許寧可回到上個世紀精神醫療的old fashion,召喚素樸的良心正義。3月9日反核遊行,大家一同上街。反核,給它反到底!
 
【延伸閱讀】
吳易叡  被遺忘的防核歷史
 
 

 

【非核家園】系列文章:

羅毓嘉  沉默的東京人
方    儉  上海併發症
陳清泉  我反核故我在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X Scoot Comic Studio  【看圖想想】2013 終結核四,重新思考零核電! 
本文作者是精神科專科醫師。著有散文集《詩所教我的事》。共同編輯《焦土之春—2004備忘錄》與共同製作《鬥鬧熱走唱隊「河」賴和音樂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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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精神科醫師的反核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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