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叫什麼名字？

     「千尋，千萬不要忘記你的名字。
         白龍，我知道你的名字了，你的名字是賑早見琥珀主。」
               
                                                                                （宮崎駿，《神隱少女》）
 
                                           
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作品《神隱少女》裡，主角千尋必須到神祇休憩的奢華湯屋，藉著勞動來救贖因貪食祠堂供品而變成待宰豬隻的父母。
 
在成為湯屋勞役之際，千尋遭殘暴且貪得無厭的湯屋店主湯婆婆改名，變成雇主容易記得的「千」 — 原來，湯婆婆的統治之道，便是摘去每位手下奴僕的名字；奴僕們一旦忘了自己的名字，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永遠無法擺脫奴役於湯屋的命運。
 
《神隱少女》是一部談論人如何擺脫金錢與權力的奴役，尋回真實面貌的作品。英文片名 "Spirited Away" — 「被偷」 — 指涉了故事中一群被盜走靈魂，等待救贖的角色：
 
── 千尋的父母無法分辨真實歷史與虛構假相的差異，在作品中被比喻為「只顧腹肚，不識佛祖」的豬；
 
── 無臉男是散盡千金卻無法填補內心空虛的行屍走肉；
 
── 原為河神的白龍因急切向統治者習得一步登天之術，而遭統治者以新語言、新名字為魔咒所控制，忘卻自己的真實身份，痛苦地擺盪在「統治者打手」與「尋回自我」兩種抉擇之間。
 
《神隱少女》說的是人在晚近資本主義社會中扭曲異化的故事；用來隱喻二戰後的台灣社會，何嘗不準確生動得令人胸臆隱隱作痛？
 
日前，清大台文所陳萬益教授在臉書上沈痛地寫下：『台灣這塊土地上不缺乏語言戰爭的傷痕與案例：粗話的偏見是其一。六0年代，柏楊就以「國罵」、「省罵」嘲諷粗話之分級；七0年代反對鄉土文學者則指摘鄉土小說就是主角名「阿～」，加上滿口三字經----此等偏見，今日不但沒有改善，反而因為政客的權鬥加上惡質媒體的搧風點火，使語言暴力的迫害更形嚴重，語言的尊嚴與平等感更遭踐踏。』
 
這句『七0年代反對鄉土文學者則指摘鄉土小說就是主角名「阿～」』，讀來特別令人心酸。
 
語言是文化載體；每種語言都有其獨特表達情感的方式，以及分辨遠近親疏人際關係的規則。這些表達方式和規則是任一文化潛在結構的核心元素，因此也是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研究的重點。
 
舉例來說，台灣福佬族群稱呼家族親屬「阿公阿嬤阿伯阿叔阿兄阿姐」，卻不會稱呼老師為「阿師」，這套潛規則就成了語言學家與人類學家理解該文化深層結構的切入點。
 
另一個了解文化的切入點，則是名字。舉例來說，在一般日常家庭生活層次，外省家庭和本省家庭文化有一重大差異：外省家庭嚴格的講究長幼有序，本省家庭則往往兄弟中最有能力照顧家人者，就是老大。這樣的文化差異明顯反映在國民黨和民進黨的人際關係，也反映在長輩為孩子命名的習慣。
 
外省族群經常在孩子的小名，甚至學名中，把在家中的長幼排序鑲嵌進去：李大同王小明，大毛二毛三毛，傳統上都是外省家庭為孩子取的名字或小名。此外，疊字在傳統上也是普通話語族偏愛的女性命名方式，或者孩子的小名，過去在福佬或客家族群則非常罕見。
 
然而這些透過命名方式展現的文化差異，在今天的台灣已經幾乎完全不見了。「阿」傳統上是福佬族群最熟悉的，用來表達親近的助詞：阿雄阿明阿美，是福佬人非常熟悉的名喚。但正如陳教授所提及，在鄉土文學論戰中，這個福佬族群用來表達親近的語言特色，竟被直接將之等同於「低俗」。
 
在台灣，現在不分族群，哪一家不是用普通話語族習慣的疊字給小孩作暱稱？從這種命名習慣的改變，就可以看出，在國民黨強行數十年的國語政策之下，不同語言如何被強加了原本不存在，也不應存在的階級品味偏見；而台灣本土文化受中國普通話霸權殖民得多麼徹底，多麼深入到個人身份和童年家族記憶最深處。
 
除了受到大中國文化殖民，1960 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人如今有一大半以自己選擇的洋名示人，殊不知姓名本身就是文化認同的體現。每個人的名姓都傳遞了許多重要的文化訊息；特別是出了台灣在國際社會，外國人往往透過一個人的姓名來辨識此人的族裔、宗教、文化背景。基督╱猶太教世界如此，東方族裔亦然。
 
西方人的名字多半是立刻可以辨識出文化與宗教背景的：例如女性的 Anne/Anna, Maria/Mary，男性的 Patrick 等等，是天主教名字；Sean 是愛爾蘭版的 John，因此取這個名字一定是愛爾蘭裔，例如美國奧斯卡影帝 Sean Penn 便有愛爾蘭血統； Judith, Ruth, Miriam 都是非常典型常見的猶太女性名等等。
 
一些宗教屬性較為中性的名字，也可從不同的拼法來分辨出族裔。例如亞歷山大 Alexander 在各個語族都有不同的拼法；同一個名字一看拼法不同就可以分辨出是哪個族裔。
 
而在華人移民社群裡，非基督教華人的姓名，多半用各自的母語拼音。東南亞國家的華裔人士，很容易從其姓名判斷出宗教和族群背景：基督教或非督教；某位林姓人士，從他的姓氏拼音方式 — Lin，或者 Lim，或 Lam — 可以辨認出他是普通話語族，或者福佬，或者粵語族群。
 
即使是香港、新馬等前英國殖民地的華人，也並非每個人都取洋名。只有受西方教育，基督徒（多為中產階級）才取基督教教名；非基督教華人則使用自己族語拼音的漢名。這在新加坡電影《我在公部門的日子》(Just Follow Law) 有相當生動寫實的刻劃。
 
台灣人不明究理地，隨意使用不具任何法律效力的洋名，以為這樣方便外國人溝通，殊不知這其實容易對外國人造成認知上的困擾，也降低個人的辨識度。
 
 
我不只一次目睹外國朋友問其他台灣人xxx 洋名是怎麼來的？得到的答案卻是「我自己取的」時，那種疑惑又帶點不安的表情。
 
因為從外國人的角度來思考，這樣一個剝去了文化意義，也並非在護照上使用，因而毫無任何法律效力的名字，其實只是個沒有靈魂的符號，和玩具鈔票一樣，因為他完全無法透過這個名字來了解你最基本的身份：國家，族裔，宗教等等個人最基本的出身。
 
諷刺的是，這個使用假名行走天下的模式，似乎也跟著當代台灣人，從個人身份層次複製到國家主體的層次。
 
我們的國家，捨棄了原本最熟悉的「台灣」，而使用了殖民者的「中華民國」；在退出聯合國之後，更為了進入國際社會，再取一個外國人無法辨識的「中華台北」。
 
無怪乎今年倫敦奧運開幕儀式中，主辦單位在台灣運動員的「中華台北」國籍牌進場時，播放愛爾蘭樂團搖滾天團 U2 的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作為背景音樂，而各國媒體轉播時，必須重新提醒：這個國家就是台灣，舊稱福爾摩莎。
 
假名畢竟是統治者烙下的奴役印記，是個不帶文化血肉的空殼。一個使用假名的國家，在外國人眼中，自是面目模糊，無異於無名大街。
 
而從許多台灣人使用假名卻怡然自得的當代奇風異俗來看，也不難理解，為何許多台灣人絲毫不覺得國號怎麼改有什麼奇怪。一個人若連自己的名字都不在乎，又怎會在意國家叫什麼名字呢？
 
而當你隱藏了自己的名字，也鏟去了讓外國人進一步認識你的通道時，又怎能責怪外國人不了解你，不在乎你的處境和命運？
 
《神隱少女》片尾，讓白龍、爸媽、以及同樣受統治者魔咒控制而變成豬的芸芸眾生脫離奴役待宰命運的，是千尋對自己的本名、對童年往事、對父母面容的記憶，以及她不畏統治者恐嚇挑釁，堅定自信地告訴統治者：「你豢養的豬群裡，沒有我的父母！」的勇氣。
 
統治者以新語言、新名字佈下魔咒，要我們忘記自己的名字，忘記回家的路，淪為無法區分歷史與神話的豬，以便控制我們、屠宰我們；對統治者說出自己的名字，因而需要無比的清醒與勇氣。
 
今天適逢鄭南榕先生冥誕，僅以此文，紀念一位以大聲說出自己和國家的名字 ─『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 來破解統治者魔咒的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