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萬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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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長在「我是歌手」席捲全台之後,雖表示「台灣不需要與其他國家比資本」,但也提到「NCC在置入性行銷上已有鬆綁,但要到什麼程度仍未定。」前任海基會董事長認為,要解決台灣媒體的亂象,可以考慮引進中國央視。

看似一個談文化、另一個說媒體,但背後的政策邏輯與理念是一致的,那就是新古典經濟學下的自由市場。這是一種深信理性個體會在高度市場性、自由放任的市場做出最大化利益的選擇,加總之後最終可以提高社會福利。

去脈絡化的政策

「我是歌手」華麗的硬體排場,「置入性行銷」功不可沒。它利用台灣與中國各地精湛的歌聲,來遮掩某些贊助商廣告的視覺缺陷。然而,像是「我是歌手」、更早之前發掘出蘇珊大嬸的「British Got Talent」一類的選秀節目、大眾娛樂,是我國稀少的文化資源應該扶植的對象嗎?透過聘請線上歌手與音樂人擔任參賽者與評審的節目,它的「文化」在哪裡?它表達出我們對音樂、對電視節目的共同理解與信念了嗎?它是我們文化與眾不同、可以成為永續競爭優勢的表演形式嗎?

另外,要不要引進央視,以解決「台灣人只看八卦新聞、不看國際新聞」的現象?似乎只要透過「市場競爭」,就可以把只報八卦新聞的媒體業者趕出有限的頻道。姑且不論江先生是否忽略計算那些早已不看電視、會透過網路上外國網站看新聞的國人,筆者想要提出的背景因素有二:

一是作為閱聽大眾,我們對於要購買哪些頻道是沒有權利可以選擇的。第四台的區域壟斷、媒體產業的上下游(電視台、系統業者)的整合,以及財團、政黨與媒體之間親密的三角關係,早已宰制了新聞的內容:例如,你很難在電視台看到去年聲勢浩大的反媒體壟斷遊行,以及後續相關立法進度的報導。同時,當新聞充斥著藝人家務事、哪裡有「銅板美食」的時候,我們其實沒有什麼選擇。

二是,台灣人欠缺的是一種理解:到底遠在一個大陸或海洋之外的國度所發生的事情,與我何干?這不僅是一個實際、直接利益的問題,也不會是像語文能力一般如此表象的困難,這是一個世界公民心態仍未發芽的問題(註)。

公民素養的培育,當然是國家(學校與社會)教育體系所要面對的挑戰:例如,中學的社會科教育,是要不斷測驗學生有沒有把美國內戰發生在哪一年、中國華南地區稻米一年幾獲等能倒背如流,還是試圖讓學生回答為什麼美國會發生內戰之類的疑問?只要我們仍然沒有辦法刺激國人對於國際時事的渴望,即便把全中國的中央與地方電視台都上架,也不會解決充斥著行車記錄器、Youtube、名為英國研究實則公關廣告的假報導。

Bring the belief in

我們不宜再用「別人在幹嘛,因此我們也來做吧」的思維去決定文化、媒體等所有政策。當今認為最大、最多就是最好的信念,事實上是由一群在英美兩國的經濟學家所發展出的理論,經過多年的實驗,也證明了其忽略脈絡之後的嚴重後果,例如民主政治的倒退。

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這世界上沒有替代的理論。在臺灣,你可以看見越來越多的「獨立媒體」,企圖以小額捐款來維持生存與獨立性的方式,提供有別於大資本生產下的新聞。各式展演空間、「獨立樂團」或「地下樂團」、或是環島巡迴演出的民間劇團,正用著自己的方式,把自己對於這社會的美好想像傳播給各地的住民們。

筆者並不提倡政府應該直接補助這些獨立媒體或創作團隊,政府應該思考的是,當文化產業尚未發達、成熟之際,如何營造一個環境,讓懷有理想與能力的人,發掘藴藏於臺灣尋常生活的「根」,從而從事創作?創作的過程當中,有哪些牽涉到官僚體制的流程可以被簡化?(或者說,政府如何不要找麻煩,像是用陳舊的法規去抄店?)創作的成果,應該如何受智財權的保障、有什麼被展演、被輸出的可能性?

過去,我們的政府為高科技產業創造出如此優渥的發展條件,而高科技產業也為台灣帶來豐厚的利潤。當今,典範逐漸移轉,我們的政府願意換個政策思維,提高視野的高度與執行的決心,為台灣開創另一條成長的曲線嗎?

註:筆者並不樂見對國際新聞的重視,導致媒體對國內重要時事(例如東部開發爭議等)的報導更加邊緣化。媒體亂象除了世界公民素養之外,「在地關懷」也是一種從閱聽者角度來看可行的「市場體制內」、對新聞業者的壓力。

作者